六、11～16世紀的中國
（十字軍東征–1096～1291；宋朝–960～1279；元朝–1271～1368；明朝–1368～1644；清朝–1644～1912）
中國在大一統而皇權不過度專制、人民自由的時期，表現比歐洲好。可惜當歐洲人民自十字軍東征運動後期開始，逐步突破宗教神學與封建領主的束縛與框限，重獲自由時，中國郤從明朝開始，經常出現皇權絕對專制、壟斷對外貿易、束縛社會自由活力的情況；儒家教育也流入偏狹專斷、過度尊上敬老崇古、壓抑創新發展的死板狀態。本文扼要列舉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情況：
L 纏足（裹小腳）
中國很早就有男性以女子小腳為美，到北宋元豐年間（元豐元年為1078年）為小女孩（4、5歲）纏足開始流行，至明朝時已普及民間，一直盛行到清末民初，才因為反對者愈來愈多而逐漸廢止。
〔台灣日治時期的總督府於1905年（明治38年）進行第一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資料顯示全台有近57%女性纏足，多為閩南裔〕
許多人考據認為纏足可使女性在行走與舞蹈時婀娜多姿、有柔順嫵媚性感，而且不便外出，宜於穩定地留在家中、從事手工類女紅，適合富裕男性（有大腳婢女與長工操作粗重勞務）喜好。但小腳一雙、眼淚一缸，纏足對小女孩是一種殘忍虐待，對女性各方面的發展造成極大限制。強迫纏足不僅很不人道，還降低了全社會的勞動生產力。
歐洲人對「女性在行走與舞蹈時婀娜多姿、有柔順嫵媚性感…」的追求，是透過高跟鞋（有說15世紀自威尼斯開始流行，有說由15世紀法國宮廷之服裝師發明…）與芭蕾舞（發源於15世紀時義大利宮廷）等方式達成，比中國人文明很多。
一個能讓女性纏足這種事大規模流行5、6百年的社會，其社會「人格」如何？為什麼會形成這種社會人格？這種社會人格會產生什麼樣的社會行為模式？它健康嗎？中華民族目前的社會人格健康嗎？
L 朝臣覲見皇帝行跪拜禮
有研究記錄：在周朝，皇帝會向臣下一一行揖（拱手）禮、相互叩首。自秦至唐，皇帝對高階官員會起立迎送、對臣下的叩拜起立還禮、大家共坐議事
；還會用車將年老退休官員請來，親自割牲、執醬、執爵侍奉請教。宋朝時君坐臣立。到元朝臣下覲見皇帝時必需跪拜，跪著讀表，讀完向皇帝俯伏行禮後起立復位；偶有官員在殿廷被杖。明承元制，臣子必需跪著奏事承旨；受廷杖者數百人，杖死者數十人。到清朝不只奏事的臣子跪，與奏事者同部門或同時應召的官員都要一起跪，動輒逾刻，甚至一跪幾個小時；乾隆時有年逾七十的一品官員在養心殿奏事，因跪得太久，站起時踩到自己的衣角，摔死在皇帝高高的御座下。
當臣下自稱微臣、卑職、奴才，得跪著和皇帝說話，稱頌吾皇萬歲萬萬歲；惹皇帝不高興時會被當眾打屁股，說不定被當廷打死，還有多少人敢與皇帝持不同意見、犯顏進諫？統治文化會由上而下漫延，地方上的官老爺們也都學著威風凜凜，唯我獨尊，驚堂木拍桌震耳、堂上兩列皂吏執杖威武，百姓不敢仰視。若再發展下去，官員覲見皇帝、老百姓覲見統治者時得趴在地上了。這象徵什麼？人民大多刁蠻無禮，必需臨之以威？
即使在實務上，皇帝很少真能為所欲為，個性比較弱的皇帝照樣常被強悍而有術的宦官、外戚或官僚集團挾制。但經常以跪拜的禮儀向許多對象（父母
、族長、老師、宗教領袖、神佛偶像、大官、皇帝…）表示極為尊崇可能是過當而不健康的，極易降低個人與社會創新的活力。
L 限制人民的戶籍遷移並規範服飾行止
除了在肅貪與政治偵防（錦衣衛…）方面過度嚴苛，不少案子株連死罪者過多外，明太祖是位聰敏能幹、才略過人又勤政愛民的君王，於1368年建立明朝後為百姓們做了許多好事。他治國跨出政治、經濟、軍事領域，連臣民的生活方式，包括居處、器皿、服飾、往來稱謂、婚喪的禮俗等等都有規範；各地戶籍嚴密，不允許人民隨便轉換工作；普通百姓只要離開出生地百里之外，若未持有官府開具的通行証，便以逃犯論處。
規範民眾儀容行止的立意可能是良善的，希望大家守秩序、重生產、不奢靡游蕩…，實有治安與教化的功能，也符合當時天災人禍後望治的民心；但地方官吏若嚴格地長期執行起來，到社會經濟復甦後仍不放鬆，老百姓活潑、開創的氣息與能力就很可能大多一併被管束掉了。
明太祖執政30年，一整代人被嚴管，在農業社會中足以使社會價值觀定型。
L 没有成功的刪孟
有記載稱明太祖讀孟子到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那一段時暴怒，下令（洪武5年；1372年）不准孔廟將亞聖孟子立於孔子旁同受祭饗，刑部尚書錢唐入諫「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朱元璋並未治以大不敬罪，還在隔年恢復孟子的配享地位。但於洪武27年（1394年）命令臣下編輯一本孟子節文，砍掉原來85條有關惡法非法、暴君非君的條文，剩下171章；還規定科舉考試不得以被刪掉的原孟子條文命題，學校裡不得教讀戰國策。所幸明成祖永樂9年（1411年）即恢復孟子全書，孟子節文僅存在17年。
朱元璋先生與劉邦先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唯二出身平民的開國君主，都是有真見識、膽略、手腕與行動能力的英雄人物。凡人難免有私心，但一個成功的革命家在過世前3年要在教育體系內移除孟子民本思想的做法，卻是明顯私心打敗良心，短視到昏庸的地步了，為德不卒、臨終失了好皇帝的節操。
而皇帝二度刪孟不成，可見做官的讀書人並未全都匍伏在皇帝腳下，民間士人族群的清議對皇帝仍有制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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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元朝有關二、三事
ú 不管是對外侵略還是抵禦外侮，行軍作戰不斷需要人丁、糧草、兵器
、車馬等等各種補給，這些都需要錢，皇帝若庫存不足就只有橫徵暴 斂。戰爭多人民必慘。
ú 打仗時軍隊補給往往不能只靠政府提供（經常供應不足、不及時），
相當大部份必需自籌，故凡軍隊行經地帶，對農業而言就有如蝗蟲過 境、莫不被掠奪一空，軍隊暫時停駐休養進行整補、與兩軍會戰的地 區就更不用說了。
ú 游牧民族若有財富積累，幾乎都來自商業貿易與掠奪，而非農業、礦
產、手工作坊這類定著生產，自然重商。蒙古四大汗國與元朝於1303 年基本上結束彼此間的戰爭，承認元朝宗主地位後，合計掩有人類歷 史上各帝國中面積最大的土地；大家解除封禁、廣設驛路，可以說是 中國君主時代商業發展最便利的時期。對有關各國人民都有利。
ú 蒙古人征戰各地，對農民兵與農民毫不客氣、殺戮甚慘，但不殺工匠
，並把工匠集中起來，為蒙古人所用。所以和歷代相比，元代的官營 企業特別多。官營企業的效率通常比民營企業低。
ú 商人四方買賣運輸，賺農民與工匠的錢，不論行住都需要巴結官府。
而人人都想發財，官員們並不例外。官是不會與農民勾結的，與士人 勾結利益也不大，要與商人勾結才肥。官商勾結起來坑誰？當然是坑 農、工大眾了，所以農、工大眾先天就不容易對商人、官員有好感， 只是無力對抗。
ú 元朝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使用紙幣的大國。
ú 蒙古人，尤其是上層階級，因為征戰四方，統領的版圖遼濶，與歐洲
人、阿拉伯人、俄羅斯、高麗、安南、暹羅、緬甸、印度人、還有東 海、南海諸島國人民的往來比漢人多得多，見聞廣、自視高，在征服 中國後刻意避免被漢人同化，而且刻意的程度很高。蒙古人統治中國 ，用了很多色目人（蒙古人、漢人、蠻子、高麗人以外的人統稱色目 人，包括中亞、西亞、歐洲各族的人）為官，軍隊中也有很多色目人 。
ú 中華文化由於傳承久，在地域廣、人口多、又有為數頗眾之士大夫階
層的情況下，本體厚重，所以一向都把先進的外來知識與科技融合進 中華文化的本體，不易在短期間完全外國化。
ú 1911年推翻帝制之後，除了民族意識未泯，我們在食、衣、住、行、
育、樂各方面幾乎全面快速西化，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是空前的。當然 在資訊與交通方便的環境中，大家互相學習，世界在和平演變中變得 大同而仍然存異是很自然的發展。 |
L 重農抑商、澄清吏治、壓制異議、敦親睦鄰、務求治安
蒙古人在征服中國的過程中殺伐慘烈，中國不光人命犠牲多，農業也損失慘重。元朝成立後陸續發動侵略日本、越南、爪哇、緬甸的戰爭，軍事用度很大，以致稅賦苛重；同時發行紙幣過多，物價飛漲；而且政風敗壞、官商勾結與貪腐嚴重。所以明朝開國後首要之務就是盡快恢復農業生產、掃除貪官以安民，還得防守陸地上漫長的邊境，於是重農抑商、澄清吏治、壓制異議
、敦親睦鄰、務求治安成為明太祖施政的基調。
明太祖認為「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曾把朝鮮、日本、大小琉球、安南（今越南北部）、真臘（今高棉）、暹羅（今泰國）、占城（今越南中部
）、蘇門答臘（位於今印尼西部蘇門答臘島西北部）、西洋（今印度南部沿海地區）、爪哇（今印尼爪哇島）、彭亨（今泰國西部）、百花（位於中國東南海中之島國）、三佛齊（位於今蘇門答臘島東南部）、勃泥（今馬來半島北部）等15國列為「不征諸夷」，寫入皇明祖訓，告誡子孫這些蠻夷國家如果不主動挑釁，不許征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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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由於歷代在高麗與安南等地征服後無法長治的經驗，中國不去「征服
、然後派總督治理」隔山隔海的外國。是因為雖然中國文明較高、戰力較強，但在雙方都使用冷兵器的情況下，中國很難用少數兵力長期維持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又言語不通，遇變不易迅速馳援，統治成本過高而收益很低。勉強徵稅徵徭役兵丁的總督（不管用什麼官名、多仁厚）都不久就被叛變推翻，根本來不及同化對方。（高麗、日本、安南漢化的程度不低，但他們基本上都是主動同化）
所以中國極少介入外國內部的政爭，在外交上一向接受對方勝利者執政的現實。對於外國之間的糾紛或戰爭，同樣採取接受勝敗現實的態度。
歐洲在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擴張，都在被征服的落後地區派駐總督並殖民。
是因為使用熱兵器的列強，往往數百人就能長期鎮壓數萬、數十萬只有冷兵器的人，有實力以很少的人數便取代當地原先的統治者，長期征稅征徭役，長期在當地以少數殖民領導發展農、牧、漁、礦與手工業。
而中國移民到東南亞等地區的同胞必需依附當地執政者才有發展空間，即使人數不算少也很難在政治上形成長期被接受的主導性力量。
（比較中、西方歷史，當雙方都處於農業社會時，並無證據顯示中華民族特別愛好和平或特別殘忍。但當歐洲進入工商業發達的時代，積極性、侵略性就「顯」得比農業時代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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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貢貿易（外邦朝貢＋官辦貿易）
若不論中東與歐洲，到清朝中葉以前，在軍事方面，中國除了經常輸給北
方鄰國、元朝兩次征日失敗外，比其他鄰國和東南亞各國都強；在生活水準與文明方面，則比所有鄰國和東南亞各國都高。外國會派使者攜帶該國珍貴的農牧特產（貢品）到中國來朝見皇帝，並結交權貴，建立良好關係
，順便做點小生意；自視為天下之主的中國皇帝則順勢冊封來貢國首領為該國國王，並回賜高檔手工業產品及來貢國需要的貨物。（來貢國的國王根本不是靠中國皇帝的冊封而取得或維持王位，中國與受冊封方也都不認為雙方有實質從屬關係）
不論對話或文書，在經過翻譯甚至多重翻譯後，來客的謙辭在中文裡會變成下對上的口氣，中國皇帝上對下的口氣會變成平等的口氣。
早期中國皇帝回賜物品的市值常高過外國貢品，但這種禮貌性或政治性的往來很快就變成互利–朝廷對於貢品會視其市值回賜等值或略多的物品。由於中國的文明高，朝廷回賜的高檔產品在來貢國國內市場可以高價售出
，對來貢者大大有利。元代學者馬端臨（1254~1323）在他所著的文獻通考中曾說「島夷朝貢，不過利於互市賜予，豈真慕義而來」。
所以不少國家，甚至連日本都經常派遣大量使者攜帶大量貨品前來朝貢，
中國不勝其煩，便規定各「屬國」每隔多久、得派多少人員船隻、攜帶多少物品前來朝貢一次。
在來中國與去外國的使者中當然不乏假冒者，於是從明太祖洪武16年（
1383年）開始，發給諸朝貢外國勘合符（在朝貢証明文件上用印後切成兩半，由雙方分執），讓朝貢國貢使或中國去使持與存放在對方的底符核對
，符合後才能進行朝見與貿易程序。
很自然的，來朝貢的使節團成員會帶些私貨到市場中販賣，賺點外快。明太祖洪武17年（1384年）規定「凡海外諸國入貢，有附私物者，悉蠲（免
）其稅」。
也很自然的，進行朝貢貿易的雙方政府都希望壟斷兩國間的貿易利益，於是對民間跨國貿易加以許多限制，甚至完全禁止。
君主們也得防範商人籍海外貿易的利益而坐大，形成足與君主對抗的力量
。
市舶貿易（民間貿易）
在中國歷史上隨著民間海運貿易的發展，廣州港口首先發展起來，唐高宗顯慶6年（661年）於廣州設專任市舶使，建立市舶貿易制度，總管與各國間之海運貿易，貢船與民間貿易船隻均在廣州登陸。唐開元29年（741年
）在廣州城西設置「蕃坊」供外國人僑居，由蕃坊司的蕃長負責管理。
北宋先後一共設了6個市舶司（今海關）：廣州（太祖開寶4年–971年）
、杭州（真宗咸平2年–999年）、明州（今寧波，與杭州同時）、泉州（哲宗元祐2年–1087年）、密州（今青島，與泉州同時）、華亭（徽宗政和3年–1113年；今上海松江）。南宋時期增設江陰（今江蘇省江陰市
）、澉浦〔今浙江省嘉興市海鹽縣；有說1189年光宗即位後認為杭州（臨安）是南宋國都，不宜由番船任意進出，只許停在臨安的外港澉浦；有說杭州雖可直接內陸航運，但海船不易通過潮涌大的錢塘江、與淺沙較多的杭州灣，故加開海船進出方便的澉浦供航商選擇〕。元朝設有7個市舶提舉司。
因為各種原因，各朝代對於民間從事海外貿易開開禁禁，設置市舶司的數量、地點與法規常有變動，管理時嚴時鬆時放，甚至還實施過定額包稅制
宋代與廣州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超過60個、進出口貨物品項超過400種
。有研究宋朝財政記載者認為南宋紹興29年（1159年）市舶司收入約佔國家歲入總數的5%；在政府總歲入較低的年份，市舶關稅收入可能佔到15%。元代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發展，與中國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增加到140多個；自海外來廣州進行市舶貿易量最大的是阿拉伯人，其次是爪哇島、蘇門答臘島人。元代關稅對政府財政的重要性可能超過宋代。
在宋、元兩代廣州、杭州、泉州是中國最大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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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事業與國家特許之專賣（專營）事業
君王（朝廷、有權勢者）壟斷好生意、重要的生意是古今中外的常情。齊
桓公（春秋時代）、漢武帝推行鹽鐵專賣，在中國歷史上鹽、鐵、煤、酒
、茶…，舶來品如銅礦石、香藥、珠貝、珊瑚、象牙等都有朝廷壟斷買賣的記錄。〔像976年（北宋太平興國元年）北宋太宗設立榷易院，把所有外貿產品收歸政府專賣，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其值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黥面流海島…。因為法規不易執行、流弊很大，982年底就改成有限專賣，之後於991、1023年一路放寬〕
亦不乏由官府提供資本交由商人經營的「官本船、官本○」生意。至於官方允許或支持特定商人在特定地區經營特定事業的情況更處處有、時時有
，無需枚舉。
而利厚一旦被逮獲即殺頭、甚至滅九族的生意仍有許多人設法做，也是古今中外的常情。所以有壟斷性事業與高稅負的物產，就有走私活動；有走私活動，就有政府官員貪腐受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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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片板不許入海
「天這麼黑、風這麼大，爸爸捕漁去，為什麼還不回來…」，古時候在海上討生活，其風險高於陸地的程度遠甚於近代；而且在茫茫大海中，没有鄉里輿論和官府法律盯著。在地理大發現時代，歐洲冒險遠赴海外打天下的航海者，其身份經常在土地開拓者、土匪、商人、海盜之間變換不居，稅捐當然是能逃就逃、法律能不守就不守。中國與日本兩國在海上討生活的同胞們，其行為模式與其歐洲各時代的同行並無二致。
混亂、難管、徵不到稅（在海船很小的時代，它很容易找到泊岸）怎麼辦？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荷蘭、英國王室就乾脆經常提供資金，與航海家合夥，分享利潤，不管這利潤是貿易來的、騙來的、還是搶來的；這種生意當然風險很高。中國皇帝的處理方式則基本上完全相反，規定貿易船只准在很少數幾個開放的港口登記進出，還經常進一步要求所有海外貿易都經由朝貢貿易的管道由兩國官方辦理，禁止民營。為了讓來貢國政府也覺得自營貿易比由該國商人私營更加有利，來華朝貢貿易團在中國的食宿全由中國政府提供。〔給來貢國首領一些小惠，若能交換到對方配合中國大政策的回報，譬如共同緝捕海盜、保持麻六甲海峽對中國安全暢通等等，對中國政府就大大有利。好皇帝都至少不是傻瓜，不會讓來貢國長期大佔便宜的，問題是兩國民間商人都不會放棄貿易厚利而走私不絕）
自977年北宋太宗即位開始就有不准民間私自與海外蕃國貿易的政策記載，元朝也有，要求所有進出口貿易一律經過市舶司審查、核發許可並徵稅。
（在古時候，相對而言，農作物的稅比較容易計收，礦場、手工作坊難一點
，商人尤其是流動商人的稅更難收一點，而航商比陸上行商還難處理。本文並未查考在小海船時代，歐洲沿海國家如何對海運貿易徵稅）
明太祖因為民間海外貿易很難管理、倭冦猖獗、影響治安，於洪武3年（1370年）罷太倉黃渡（今江蘇省蘇州市太倉市附近）市舶司，洪武7年罷浙江明州
、福建泉州、廣東廣州市舶司，完全不准民間從事海外貿易；規定西洋、南洋各國朝貢船隻由廣州進港，琉球由泉州、日本由寧波、朝鮮由青島進港。朱元璋在位期間有關不得私出海、無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的海禁詔令每隔一、二年就會對濱海居民宣示一遍。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年）甚至下令「
…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凡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把違禁貨物運往國外販賣者，正犯處以極刑，全家發邊衛充軍…」。
倭冦
17世紀以前中國的文明一向比週邊國家高，絲綢、陶瓷等等產品深受外國人喜愛而搶購，外銷需求很高。宋、元時期海運已便利，以日本、琉球為基地的專、兼職海盜經常登陸中國沿海以武力處理貿易與海事糾紛兼搶劫
。日本因為人口較多、四面環海、漁業發達、國力比小島國及南洋各國強
，在葡萄牙人東來以前，於中國沿海活動的外國人自然以日人較多、實力較強。
中國各朝代都希望日本成為「屬國」，好歹在名義上同意，但領有日本全國執政權的君主一直不肯。元朝比較積極，曾於1274、1281年兩次渡海攻打日本，但都慘敗。1274年委託高麗製造大小船艦900艘、元＋高麗軍超過3萬人；1281年元與高麗兩國合計動員戰船4,400艘、軍12萬9千；如果歷史記載没有誇大，元朝第二次攻日艦隊的規模為當代全球最大。
因為日本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很早就使日本人對中國商品的購買力比南洋各國高，經手的商人獲利也較高，於是海禁愈嚴，中日之間的走私活動與倭冦就愈多。而走私貨品來源與去路之安排多有各方（中國、日本沿海地區，甚至葡萄牙商人與殖民者…）有力人士「陰為」主持。
明朝初年嚴禁民間從事海外貿易，捕獲者株連九族；但外銷厚利讓許多沿海居民敢冒殺頭風險從事，萬一事敗被捕即假稱為日本人，以避免株連。而地方官吏為粉飾政績，對於境內居民走私、強盜、變亂等案件亦常以「
倭情」上報。
明史日本傳有云「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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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一面比明太祖更加嚴禁民間與海外直接貿易，一面派鄭和率領龐大船團赴南洋與西洋宣揚國威、進行貿易、極力鼓勵外國政府直接來華進行朝貢貿易，並在回航時就把外國使團帶回來朝見皇帝。
鄭和下西洋
在明成祖期間，鄭和於1405/07/11~1407/10/02、1407~1409夏、1409/10~
1411/07/06、1413/11~1415/08/12、1417/06~1419/08/08、1421/03/03~1422
/09/02年六次出訪西洋。1424年明成祖去世，即位的明仁宗以國庫負擔沉重，同時停止北伐軍事與出航西洋的行動。1431年明宣宗（宣德五年）以外番多不來朝貢為由，命鄭和再次出航（1431/01~1433/07/22）；鄭和在這次航行中於1433年在印度西海岸古里（今印度卡里卡特，Calicut）去世
，享年62歲。七次出訪共到訪過30多個（33、37或39，各說不一）國家或地區。此後中國未再派大船隊出航西洋。
每次出訪動員各型海船數量約百餘艘，包括：
1. 寶船48～63艘–供文武官員、外國使節團成員乘坐，並裝載寶物。
明史鄭和傳稱「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有9桅12帆
、主艙4層、可容千人（有說精確數為800人）、錨重幾千斤，要動用200人才能啟航。〔有研究者換算今公制約151.18Î61.6米，許多人懷疑其可靠性、也有研究者舉許多資料佐証。在19世紀引起重視的大旅行家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1304~1369）遊記中，即記載有中國12張帆、可載千人的大船〕
2. 坐船–全稱戰座船，是船隊中的大型護航主力戰船，為軍事指揮人員、
軍事幕僚與武裝戰鬥人員乘坐。可作為各分遣護航艦隊的指揮船兼戰艦。
3. 戰船–船型比坐船小、速度快，專任護航和作戰用，是水師的基層戰鬥單位。戰船上的編制為捕盜（指揮官）10名、舵工10名、碇手（起下錨手）20名、繚手（帆纜手）20名、上斗（望斗瞭望）10名、扳招（觀察通信）10名、甲長50名，每一甲長管兵50名，共有兵士500名；全船共630名。武器裝備有安置在舷側炮孔門內的大型火炮「大發槓」〔紅夷炮？有記載稱這種長約3米的巨型前裝滑膛炮為明天啟年間（1621 - 1627年）向葡萄牙商人購入〕10門、後裝滑膛能連續開火的「大佛郎機」加農炮（？有文獻稱佛郎機大約在明嘉靖元年1522年前後才由葡萄牙傳入）40座、「碗口銃」50個、「噴筒」600個、「鳥嘴銃」（？有稱明嘉靖年間由葡萄牙人傳入日本再傳入中國）100個、大量火藥鉛彈、「藥弩」100張、「
弩箭」5000枝、與刀槍鐮鉤藤牌等，還有迷盲敵人的「煙罐」100個、「
灰罐」1000個。〔戚繼光（1528~1588）在紀效新書中所提及最大的戰船只是可容百人的大福船，就已經吃水（約3.5米）太深、起止遲重〕
4. 馬船–又稱馬快船，為中型寶船，裝載馬匹等軍械物資。
5. 糧船–裝載船隊所需糧食和後勤供應物品。
6. 水船–裝載淡水。
每次出訪人員數量約在27,600名左右。在多次隨鄭和出訪之通事（翻譯）馬歡所著的瀛涯勝覽一書中有記載：計下西洋官校、旗軍、勇士、力士、通士、民稍、買辦、 書手、通共計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員名：官八百六十八員、軍二萬六千八百二名。正使太監七員、少監十員、監丞五員。內官內使五十三員、戶部郎中一員、都指揮二員。指揮九十三員、千戶一百四十員、百戶四百三員。教諭一員、陰陽官一員、舍人二名、餘丁一名。醫官、醫士一百八十名。
這個陣容可能是15世紀全球規模最大的遠洋艦隊兼商船隊。（本文不視元朝攻日的艦隊為遠洋艦隊，元軍攻日乘坐的據後人研究可能多有平底船。前述寶船即使是貿易貨船，其大小存疑、人員可能頗擁擠；戰船上的大發槓、大佛郎機、鳥嘴銃亦存疑）
鄭和在各國所進行的貿易分3種類型：
a. 官方儀式性交換禮物–鄭和每到一地，先會見當地政治領袖，宣讀明朝皇帝詔諭，邀請各國派遣使臣到中國朝貢，然後賞賜所攜帶的綺羅金銀，並接受當地貢品。
b. 由雙方官員主持的以物易物互市貿易–這是主要的貿易。中方將絲綢、陶瓷器、鐵器、農具、工具、手工藝品、茶葉（也包括金、銀和銅錢）等物品運至當地市場，在雙方官員主持下，雙方交易代表人進行議價，合意後雙方以擊掌的方式表示成交。船隊攜帶回國的各國土產以香料最多，還有染料、珍珠、各種寶石、象牙、各種珍禽異獸、植物等等。（在國外進行的朝貢貿易，對方會覺得有往亦有來）
c. 民間貿易– 有學者研究認為鄭和船隊並不禁止官兵帶些中國貨物賺點外快。每當船隊抵達，當地人都爭先恐後地划船或到碼頭爭取交易，還會邀請官兵到當地市集設攤交易。（市舶貿易，但未必徵稅）
鄭和在滿剌加（今馬來西亞麻六甲州，鄭和協助其自暹羅獨立，成為該區域強國，為明朝在南洋最重要盟友。1511年為葡萄牙人佔領）設立中轉基地，建城牆、排柵、鼓樓、角樓和倉庫，往西洋或返國中途均在此地停留以整理百貨、等候信風。
有研究者統計，於永樂在位22年期間，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亞非國家使節來華共計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況空前。有汶萊、滿剌加、蘇祿（
Sultanate of Sulu；位於今菲律賓南部蘇祿群島）、古麻剌朗（位於今菲律賓民答那峨島Mindanao）4個國家先後7位國王親自率團來貢，有3位國王在朝貢期間於中國病逝。曾有18個國家的朝貢使團同時來華。
明代茅元儀（1594~1640）所編輯之武備志錄有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後人簡稱鄭和航海圖，共20頁，亞洲及非洲地名500個，推斷於1425~1430年間繪製），應為目前世界所存最早的越洋跨洲航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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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明太祖30年澄清吏治、休養生息、強化農業生產的建設後，百姓充實
、府藏衍溢，國家頗有積蓄，明成祖用它經營南洋與西洋，是繼漢武帝開拓西域後，中國人的政經軍事力量又一次積極向遠方伸展。中國人在南洋
、西洋碰到的阻力遠比當年在西域小（漢武帝時中亞地區與中國文明間的落差，比明成祖時南洋西洋地區與中國文明間的落差小得多）。
漢武帝和明成祖都希望藉政治與軍事力量的伸展增加貿易利益。明朝用朝貢貿易將已知且易及的世界納入政經網絡，但希望以朝貢貿易替代市舶貿易，由政府壟斷海外貿易利潤，富國（富朝廷）而不富商民的盤算和努力是落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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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堅持由國家壟斷經營海外貿易的意圖下，明世宗（年號嘉靖，嘉靖元年為1522年）又下令「不許制造雙桅以上大船，并將一切違禁大船盡數毀之，自後沿海軍民私與賊市，其鄰舍不舉者連坐」，民間合法的海外貿易斷絕。
海禁的結果使中國原本很發達的航海、造船業停頓，漁業大受影響，沿海經濟一蹶不振，連農業、手工業都受到不利影響。
設市舶司的港口日益興旺、油水豐盈。但海外各國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很大，遠非朝貢貿易所能滿足；而且中國人口這麼多、海岸線這麼長，未設市舶司之港口，其百姓與官員都滿腹不平。於是在嚴厲海禁的政策下出現了不少武裝走私集團；有記載稱明朝時候往來於東亞沿岸的走私商船數以千計，靠泊港口超過百個。大的走私集團共主像嘉靖年間的汪直（1559年–明世宗嘉靖38年被明政府誘捕問斬），有記載（可能誇張）描述他猶如海上帝王「緋袍玉帶，金頂五簷黃傘…侍衛五十人，皆金甲銀盔，出鞘明刀…所建造的巨艦可容納兩千人，甲板上可以馳馬往來，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使其日本居住地由海濱小城發展成海上貿易重鎮…擁有5000多名武裝精良的兵力，比日本一般大名還多…」。
從許多記載中可見明朝對付倭冦和走私行為的痛苦，但更痛苦的是沿海居民
，不僅經常被倭冦、走私者搶劫打殺，有時為了防止與倭冦、走私者勾串，政府會命令沿海居民離開其原有謀生環境內遷。發大財的是走私集團、以及與走私集團勾結的官僚，很畸形。
可能受到鄭和下西洋的鼓舞、可能由於海禁或被迫內遷而生計無着、可能因為參與海盜活動、可能…，明朝移民（亡命）海外的人數大幅增加，清朝亦然。
了解到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宣佈廢除海禁，開放福建彰州府月港，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史稱隆慶開關。但開放的許可證張數有限、必需前往指定地區貿易、在規定期限內回港、進出口貨物的品項有限制，而且對日貿易不在開放之列（一直到明朝滅亡都没有開放民間對日貿易）。於是許多按規定應去他地的貿易船隻在出港後就改變航向前往獲利較高的日本…
沿海地區的官員和水師大部份時間都在抓自己不規矩的同胞，朝廷還責怪會有問題都因為管理不嚴；其實問題可能在規矩不恰當。
海禁把全社會可以用來改善生活、向上提升（未必向外擴張統治疆域）的資源和能量，用在了內鬥、自我消耗、自我摧毀上。
公營事業很少長期成功（天主教廷和各國政府算不算公營事業？）。如果明朝放手讓民間經營海外貿易，政府只徵適度的稅並適度經營水師與海防、打擊走私，維持貿易競爭的公平正義，則以當時中國產品之搶手，很可能海運擴張、政府稅收充裕、商業興盛、刺激關聯產業發達、各種有關研究快述發展、科技不斷進步、大小都市興起、教育普及、外國人以中國港口為其轉口貿易基地…，然後資本主義、工業革命、民主政治可能發祥於中國吧？（關鍵在凡事適度。何謂適度？如何適度？此非屬本文範疇）
當然開放民間自由貿易後另一個可能的極端發展方向是：官僚貪污腐敗、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各色外國人雲集、都市生活品質惡化、瘟疫肆虐、通貨持續膨脹、物價不斷上漲、社會失序、黑幫橫行、民不聊生…，比宋朝元朝末年情況還糟，皇朝被革命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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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與宋明理學
大致上回看中國的學術發展，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前的春秋（西元前770～前476年）戰國（西元前475～前221年）時期最為燦爛，百家並起，研究內容幾乎涵蓋人類生活中所有事項。漢武帝以政府治理國家所需要之方略為導向，獨尊儒術，定五經〔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樂經失傳
）〕為國書，代表性人物有孔子、孟子等。以學子研讀五經的心得來甄選政府行政官員。
從某個階級分類法看，中國人在農業時代可以分成三個大階層：
ú 以皇帝為首的政府官僚統治階層。
ú 未能通過科舉進入政府的讀書人–士。他們也屬於被統治階級，但因
為大多以民間學校（私塾）教師為業，自然成為民間的意見領袖、輿
論的製造與傳播者。由於他們與皇帝、政府官員讀的是同一套書，人
數比政府官員多得多，便掌握了傳承理論體系的道統，成為制衡政府
施政，監督政府行聖人之道的力量。當然士階層難免，或說恆有其迂
腐醜陋的面向，並不比其他階層高尚。
ú 被統治的農工商大眾；在農業時代大家自然重農；商人雖然比較富有
、影響力大，但比較不受尊敬。（在同時代的歐洲商人同樣比較不受
尊敬）
在農業社會要出人頭地只有做官一途。漢朝考選官員都自五經的內容出
題，隋唐宋諸朝之科舉都因因相隨，儒學長期成為中國社會知識的主流
。西漢末年東漢初年佛教傳入中國，魏晋南北朝時道家玄學（老子、莊
子）流行，到宋朝理學家們將道、佛的思想融入儒學，也注意研究大自
然現象，強調道、數、氣、理、心、事功的學派蔚起，開濶了學術思想
的範疇。
南宋朱熹（1130～1200）自五經中揀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輯為四子書作教本，主張「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四子，六經之階梯」
，成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學。元仁宗皇慶2年（1313年）重開科舉
，以朱熹集注的四書為所有科舉考試的指定用書，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釋的五經為漢人科舉考試增試科目的指定用書；明太祖朱元章、清康熙、乾隆皇帝均尊崇朱熹與程朱理學，朱熹成為儒家繼孔、孟之後，對中華文化影響最大的人。
明、清兩代的讀書人繼續延續宋代理學的發展方向。理學固然也觀察研究大自然的現象–所謂格物致知，但都偏向純思考性質的歸納與推理，幾無實驗。即使在宋、明、清當代，許多理學家便被譏為祗尚清談、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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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科舉考試內容變得狹隘而八股
實施了1300多年（587～1905）的科舉制度〔包括武則天南周長安2年（西元702年）開始的武科舉〕對中國推廣平民教育、普及知識、提高官僚水準、提高社會上下階層流動性、統一各地的價值觀念與生活態度、亦即提高中國各地文化的一致性…有很大貢獻；但從元朝開始考試內容過度窄化，明朝開始論文格式限定八股，這兩項限縮產生很大流弊。
大家都明白標準化（以朱熹、程顯、程頤的見解為標準答案）可以大幅減少對於考試結果的爭議，統一考試內容可以保証錄取者起碼有一致的平均水平
，「破題、承題、起講、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大結」的八股式結構是不錯的論文格式，限制字數可以精鍊表達能力，運用於初階考試（童試–選秀才）很好，但放諸中、高階用才的選才考試便有很多問題。導致自明代開始，大部份讀書人為應考，一心只讀聖賢書，思想被四書五經束縛；甚至由於考題常重覆，以致考生不讀原書，只背誦八股文範本；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與實際生活、人情世故脫節。明末清初魏禧（1624~1681）曾批評「天下奇才異能，非八股不得進；自童年至老死，惟此之務。於是有身登甲第，年期耄，不識古今傳國之世次，不知當世州郡之名、兵馬財賦之數者；而其才俊者，則於入官之始而後學」。長期下來的結果是整個士大夫階層–社會精英眼界狹隘、思想疆化；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走向過度尊上敬老崇古，不僅不能帶動，還扼制了社會的創新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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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學東漸
人類會互相交流學習，在明朝中葉以前由於中華民族的文明比較高，別人向我們學的多；但自明朝中葉以後，中華民族向外國學習的東西漸漸多起來。
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這位博學多聞、社交能力很強的義大利籍天主教耶蘇會神父於1583年來到中國居住，除學習中國文明、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知識與技術。他於1601年在北京覲見明神宗，呈獻自鳴鐘、聖經與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張世界地圖，曾被複印多份，傳於當世，並傳至日本、韓國。（有研究者認為該圖匯總了當時歐洲人與中國人的地理知識）
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了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前六卷，並將不少歐洲對於算術、測量、天文學與地圖學的知識，透過徐光啟、李之藻等人傳入中國。之後東、西方的文化交流愈來愈多。有說在明朝進入中國的早期傳教士都驚嘆中國知識階層渴求西方科學的精神。西方傳教士也自中國向西方傳譯中國的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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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進入中國
1492/08/03義大利人哥倫布率3艘帆船與90名船員自西班牙出發向西航行，1492/ 10/12於古巴東北方的聖薩爾瓦多島（San Salvador Island）登陸。
1497/07/08葡萄牙人達伽馬率4艘帆船自里斯本出發，繞過非洲南端，於1498/05/20抵達印度西海岸的的科澤科德，使得歐洲商人此後在與東方貿易時，有機會不受陸上絲路沿途各國與阿拉伯海商的制約與剝削。
〔科澤科德–Calicut；元代稱古里佛，明代稱古里，由於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為當時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貿易中心之一，是一個自由港。元代航海家兼商人汪大淵（1311~1350）在其所著島夷志略一書中有專篇記述，明朝從洪武至永樂年間曾多次派遣使者到訪。鄭和首次下西洋時於1405年冬到達古里，將此地做為整補和向西進入阿拉伯海、紅海與非洲海岸的基地；但因為當時統治埃及、控制紅海流域的埃及馬木陸克王朝嚴禁東方船隊進入其勢力範圍，鄭和止步於紅海與波斯灣入口一帶（從地圖上看，若船隊未得允許強行進入紅海與波斯灣隘口，很可能被圍殲；在陸地上，阿拉伯人與馬木陸克軍隊有強大的戰鬥能力）。鄭和與達伽馬都在古里過世〕
1511年葡萄牙人佔領鄭和用來做為下西洋中途整補基地的滿剌加（麻六甲
），做為進略東方的中轉點。
1513年（明武宗正德7年）葡萄牙國王曼紐一世（Manuel
I）想與中國通商
，派出使節團前往中國廣州，廣州衙門拒絕他們入境，葡萄牙人遂於1514年以武力佔據今香港新界西部的屯門，修築工事、製火器、刻石立碑–歐洲列強第一次佔據中國領土。本年廣東右布政使吳廷舉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規定外國商船來華時間不受限制，一到廣東就可以上稅、賣貨，於是外國商船接踵而來。
1521年明世宗（年號嘉靖）即位，因葡萄牙人在廣東沿海屯駐過久、有所窺伺，且在當地燒殺擄掠，就不准葡萄牙人進貢貿易，並下令驅逐，再不許入境。因而爆發屯門海戰，明軍勝，葡人撤離屯門。（依不同記載，這次小規模戰爭可能因為明朝的船艦與火力比葡萄牙弱，初期無法得勝，就圍困屯門1年，使葡人不得補給。葡船3艘趁風暴時機突圍而去，留下一艘没走成的船（有說被明軍派潛水伕鑿破船底），明軍獲得大小火銃二十多管）
有記載稱是役之明軍指揮官廣東提刑按察司、海道副使汪鋐策反舶港葡國商船上久住葡國，備知造船、鑄銃及製火藥之法的中國人，迅速仿製蜈蚣船（多漿快速戰船），上架佛朗機炮。
1523年明朝海軍又與葡萄牙海軍爆發西草灣（今香港大嶼山西北方）海戰
，明軍再勝。（依不同記載，有葡舟5艘、300餘名船員，指揮官要求屬下力避衝突，至屯門港下錨後求見廣東地方長官，請准許其和平貿易，地方長官不理。於退出屯門港時遭已加裝佛朗機炮、求戰心切之中國蜈蚣船艦隊追擊，葡船隊1艘被擊沉、1艘戰船及大小火炮20多門被繳獲、35人陣亡
、77人受傷、42人被俘）
1553年葡萄牙人開始以賄賂明朝地方官員的方式，獲准在澳門半島暫時居住。
1572年起葡人年年向明朝朝廷繳納地租，逐漸劃地自治，組織議事公局，每3年舉行一次選舉，建立警衛隊、海關，向停泊澳門的葡國及外國船隻徵收關稅，是中國境內唯一由外國人管理，各外籍人士可以居留的地方。在鴉片戰爭清廷戰敗，於1842/08/29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開放5口通商之前，澳門是世界與中國及中國近鄰地區進行交流的根據地。
自葡萄牙人進入中國沿海活動後，中國知識份子都普遍知道西洋人船堅砲利。也許因為雙方戰力對比仍未天差地別，歐洲人對中國也只求貿易，避免戰爭。在16世紀末葉中國與歐州人的小規模衝突中，中國人並未一敗塗地，而且歐洲海商願意銷售歐洲先進火炮及科技給中國，中國有機會力圖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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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歐洲同胞相比，中華民族的文明發展在什麼時候從領先變成落後？依據本文及上一篇文章所敘述之考量，外顯的時間是明朝中葉。如果硬要切一個好記的時間點，西元1600年吧！（明萬曆28年）
為什麼中國從領先變成落後？因為歐洲同胞原先被拘束的能力逐漸奔放開來
，而中國同胞原先相對奔放的能力逐漸被拘束。歐洲同胞能力逐漸奔放的過程已在本系列前一篇文章中簡述，中國同胞能力逐漸被拘束的過程已於本文簡述：纏足（裹小腳）、朝臣覲見皇帝行跪拜禮、限制人民的戶籍遷移並規範服飾行止、類似刪孟的企圖、重農抑商、壓制異議、海禁（片板不許入海
）、科舉考試內容變得狹隘而八股。本文認為最後兩項的影響最大。
這些演變涉及幾個價值觀（意識型態）的選擇：
強化階級劃分？弱化階級劃分？
如果難免有導因於先後天條件的差別，什麼樣的差別程度比較健康？
鼓勵活潑創新、容忍混亂？要求遵法守紀、秩序井然？
可以容忍多混亂？大家要多規矩？
………
然後是運作方法的選擇：
事業民營？公營？如何民營？如何公營？
法制？如何分科制法？
學制分科？官制分科？如何分？
政府如何取才、用才？
如何能分工能合作？如何將分工各部綜理為生機盎然的整體？
………
所有選擇都牽涉決策者對未來各種發展可能性的研判、牽涉決策者對系統中所有競爭與合作性力量的知識與揣度、牽涉決策者對生命的價值觀…，決策者不只一個人，甚至不只少數人。
在今天回顧，世界發展史已經提供了許多問題的階段性答案。
對中國來說，發展對外貿易原是一件民間做來本小利大，可以自然、輕易做好的事，明朝政府的方法卻花了很高的成本，結果社會、民族的短、中、長期總效益都是負值很大。
政府藉取才考試的方法，限縮儒家思想的開濶性，刻意塑造過度尊上敬老崇古的意識型態，導致中華民族逐漸失去創造力。
明太祖、明成祖的能力與功業值得佩服，但在社會已自元末明初的凋敝混亂中康復後，兩位皇帝在考量幾項重大決策時起心動念為何？當時有影響力的社會精英們在想什麼？
人事與物體的運動都有慣性，一旦形成慣性，其運動的趨勢即不易改變，所以方向的選擇很重要。
15、16世紀中華民族的精英們選擇了方向–閉關自守、壓抑百姓活力、維持治安，以確保政權與既得利益延續。
人在選擇時難免圖利自己。當歐洲多數同胞逐漸擺脫少數人過度不合理的宰制、釋放活力時，中華民族卻反向而行。
不過反躬自省，如果我們活在明太祖明成祖時代的環境中，有把握做得比他們好嗎？不管有没有把握，把現在的事辦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