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五、戰爭（卅一）–白銀帝國的稅制（五之五）～4
|
西學東漸
本系列在十五、戰爭（十一）–17世紀以前世界文明格局的主要變化（
四之四）一文中已有極簡短敘述，僅再列標題，不贅。
|
|
明朝科舉制度
明朝科舉，基本上每3年在省城舉行一次鄉試，秀才（在府、州、縣學就讀的生員）與監生（在國子監就讀的生員）可參加；考官以四子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及五經（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的內容命題，考生需以宋儒朱熹四書集註及程朱理學的見解為準據，用自己的話，依八股的格式答題，錄取者為舉人。次年於京城舉行會試，舉人與監生可參加，路費由政府負擔，錄取者稱貢士。會試次月舉行殿試，當屆貢士參加
，基本上由皇帝主考，選一甲3人（狀元、榜眼、探花–頭甲）賜進士及第
，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基本上不會淘汰（所以大家都直接稱貢士為進士。有研究估計進士約占天下所有讀書人的千分之
3～4）。進士可以直接授官（在京或外放做縣令–正七品；通常不致於比七品低，但要有缺，若一時没有缺得在吏部候補銓選）。舉人遇缺可以分配到八、九品的官，運氣很好時也可能被派任縣令或縣丞。秀才做什麼呢？縣衙門裡有縣令、縣丞、主簿、以及與朝廷6部對應的6房；6房文書幾乎都由本地出身的舉人、秀才擔任，是實際上為非本地籍貫之縣令徵稅徵役捕盜、推行政令的人（規定縣令不由本地籍貫者擔任）。古時候一般百姓幾乎都不識字，若有事需與官府交通，幾乎都會找當地秀才、里長等士紳中介。
［大家不難理解農業時代那占人口比例很低的儒學生員（見本文下個方塊中府學、州學、縣學一節），多半是由當地望族勢家推派或支持出去考上的
。少部份真正出身清寒的讀書人只要成為秀才、舉人後稍為懂得而且願意經營，則自己親戚一族也很快就會成為地方上的望族。總之士大夫族群本身就是地方勢力、地方派系的主角或要角。古時候老百姓比今天老百姓更弱勢，因為其一般知識與執政族群的差距更大］
武科考試發展到萬曆（1573～1620）末年，科臣請特設將材武科，初場試馬步箭及槍（長矛）、刀、劍、戟、拳搏、擊刺等法，二場試營陣、地雷
、火藥、戰車等項，三場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知者言之；報可而未行也（皇帝雖批准了但没有實施。為什麼不見使用已久的鳥銃？可能列在火藥項下了吧！）。
|
|
教育體系
明太祖把興學校列為郡邑六事（興學校、勸農桑、平賦斂、均徭役、簡訴訟、息盜賊）之首，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政府設國子監（國學）、府學、州學、縣學、衛學（設於衛、所），還有輔助性的宗學（專為貴族子弟設立）、社學（在地方上為民間子弟設立）、學院（
學者講學處，有不少私立）等。非教授傳統儒學的學校或學術機構有武學
、醫學、陰陽學、四夷館（翻譯）等。
地方小學教育
就地方上最初級的教育而言，中國在鄉里之間多有教書先生開辦私塾，招徠一些孩子跟著老師讀書。家境好的人家會為孩子延請家教，有時順便邀其他人家的小孩伴讀。私塾老師靠學生家長繳的學費（束脩）生活。
洪武8年明太祖下詔：「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
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
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民間幼童15歲以下者不必經過考試就可送入讀書，招收名額無定量；師資由官方以官費延請，其他學雜費用自行負擔；其教學以百家姓、千字文為首，繼之以經史曆算之屬
，俾知孝悌忠信禮義廉耻，是為社學或鄉學。社學學生成績優異者許補儒學生員（不參加院試？）。
有地方官規定「民間子弟8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和朝臣上奏建議應讓所有小孩上學的事情，但響應者很少。社學倒在明太祖推動下，許多地方熱鬧了一陣子，不過未能永續。
府學、州學、縣學–中學教育（儒學）
洪武2年大建學校，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1；俱設訓導，府4、州3、縣2。生員之數：府學40人、州學30人、縣學20人，均由國家供給膳食住宿與俸給（廩膳生員）；後來因為要求入學者多，增加增廣生員
，名額與廩膳生員相同，不給廩膳，但優免差徭；後又增設附學生員，名額不定。
成化（1465～1487）中，定衛學（在軍隊駐紥地設儒學）之例：四衛以上軍生80人，三衛以上軍生60人，二衛、一衛軍生40人，有司儒學軍生20人
；土官子弟許入附近儒學，無定額。（大抵5,600名軍人為一衛）（從前後文看，有司儒學可能指在邊疆地區行政衙門所在地設儒學，請參見本文明末的社會概況方塊內明緬戰爭一節。中國的學校教育發展到這個時候，可以說中央政府在制度上，對疆域內包括軍區與邊境偏僻地區之所有縣級和具規模單位，都已規定設立公費生學校）
雖有制度、規定，但各級官員不一定都會落實編列並執行預算。有研究統計至洪武末年全國府州縣有73%設立了儒學，到萬曆時期（1573～1620）全國府州縣約有94%設立了儒學。中國自隋文帝開皇7年（587年）正式設立不問門第的科舉制度來選拔行政官員，到政府在實務上真正不忽略邊疆興學，走了1,000多年。（今天中國大陸所有偏僻、邊疆地區小朋友的就學情況如何？）
若以15省和明史地理志所記載的140府、193州、1,138縣、以及洪武23年（
1390年）547個衛推估，儒學廩膳生員數約為4.5萬上下，占全國人口不到千分之1。明史卷69志第45選舉1記載有儒學教官4,200餘員（不清楚何年統計，學生與老師的比例約10.7：1）。
各地童生在縣或府裡參加考試，由省裡的提督學政主持，稱為院試，由府酌定地方人才之多寡，取定名數，錄取者分發到居住地的府州縣學就讀；所有就讀的生員都是秀才。在明代一旦考中秀才就從此生活無虞了，不僅自己不愁吃穿，見縣太爺不必下跪，家裡除本身外還可以再免去2個人的徭役
，脫離平民階層。（清代童生需要過知縣→知府→省提督學政三關才能入學成為秀才，也有研究說明代就這樣）［大明會典卷之78中所稱童生必擇三場俱通者，始收入學，不曉得是不是指童生入選附學生員→入選增廣生員→入選廩膳生員（秀才）三場？］
洪武初年規定生員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教者，黜之。洪武25年規定生員要同時學習禮、射、書、數4科
。四書五經當然必修，否則無以應科舉考試。（有研究稱專治一經指的是專心學完一經後再學另外一經…，同時學習數科的做法和現代一般學校的教育方法相同）
生員（廩膳生員）入學10年以上，學無成效，送六部充吏；學有所成，及入學10年以下，依入學時間長短，編名冊送吏部，以備錄用；增廣生員入學10年以上，年在20以上，生性愚鈍不能作文者罰充吏役；不應選做官者罰充吏役，並追還廩米。
生員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搏取仕途與功名。其累試不第、年逾50、願告退閑者給予冠帶，仍復其身。生員出學後，就成為地方上的鄉紳，在地方上享有若干政治、經濟與司法等特權。
明史卷139列傳第27克新一節中曾記載一則故事，用白話說是有一年皇帝付旅費請各地儒學教師到朝廷裡見面鼓勵，在古代這是很大的恩寵。皇帝問起民間疾苦，有兩位教師連著答說「臣職在訓士，民事無所與」，皇帝生氣地舉了漢、唐、宋朝幾位先賢關心民瘼的故事，把這兩人貶到邊地，且榜諭天下學校，使為鑒戒。由此可見明太祖對學校教學的態度。
國子監–大學教育
洪武2年，太祖初建國學。明朝國子監學生（監生）的來源是：
–每年府、州、縣學選送（歲貢）20歲以上、學行端莊、文理優長的生員1
名（人數常有變動）到國子監參加考試，考上的便留下讀書，没考上返回原校續讀
–參加進士考試（會試）落榜的舉人也可以入國子監讀書
–品官、武臣、勳臣子弟經選拔者
–皇帝特別恩准者
–外國留學生，稱為夷生。記載中有高麗、日本、琉球、暹羅等國送來學生就讀（清朝時還有俄羅斯）
–捐貲者〔自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開始有〕
國子監於學校旁建有號房以宿諸生，厚給稟餼，歲時賜布帛文綺、襲衣巾靴。正旦元宵諸令節，俱賞節錢。（明太祖）孝慈皇后積糧監中，置紅倉二十餘舍，養諸生之妻子。歷事生未娶者，賜錢婚聘，及女衣二襲，月米二石。諸生在京師歲久，父母存，或父母亡而大父母、伯叔父母存，皆遣歸省，人賜衣一襲，鈔五錠，為道里費…。
國子監對於學業與生活的管理十分嚴格，每月僅朔望兩日給假，衣冠、步履
、飲食必嚴飭中節，夜必宿監，有故而出必告本班教官…，違犯學規4次者發遣安置。所習自四子本經外，兼及劉向說苑及律令、書、數、禦制大誥
。每月試經、書義各一道，詔、誥、表、策論、判、內科（有研究稱內科為朝廷內法律條文，有研究稱內科意指自詔、誥、表、策論、判幾個科目中選試）二道，每日習書二百餘字…。
監生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入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以上，文理條暢者
，升修道、誠心堂；又一年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乃升率性堂。升至率性，乃積分；其法為孟月試本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誥、表
、內科一道，季月試經史策一道，判語二條。每試，文理俱優者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業。如有才學超異者，奏請上裁。
監生必需到京城各部院衙門歷事（實習政務工作）1年後，再依考核，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級，隨才任用，下等者回監讀書。實習除歷事外還有差遣（派遣）：譬如有專程出去考察水災救治、水利工程、流民、稅收檔案管理…，或隨御史出巡之類；有出去丈量土地、製作魚鱗圖冊之類等；在京派遣的工作有為奏疏寫摘要、寫誥、比對新舊黃冊揭弊防弊之類等等。
國子監匯聚天下英才，監生人數不少，還有少數外國留學生。有研究依據南雍志〔黃佐（1490～1566）著，是南京國子監專志，1543年成書〕和續南雍志〔黃儒炳（？～1626）著，1623年成書〕中各皇帝任內每年南京國子監監生人數（志書資料有不少缺年），取平均值為：
明太祖時期（1368～1398）1,956人（僅有9年人數）、
明成祖時期（1403～1424）7,478人、
明仁宗時期（1425 ）8,559人、
明宣宗時期（1426～1435）4,682人、
明英宗時期（1436～1449）3,171人、
明景帝時期（1450～1457）4,844人、
明英宗二期（1457～1464）4,396人、
明憲宗時期（1465～1487）3,590人（1481年起缺）、
明孝宗時期（1488～1505） （缺）、
明武宗時期（1506～1521）1,326人（僅1508年1年人數）、
明世宗時期（1522～1566）1,486人、
明神宗時期（1573～1620）3,374人（僅1615～1620年6年人數）、
平均
4,078人（上列數字簡單算術平均）
（自吳宣德先生「南雍志」洪武二十六年太學學生人數證偽一文中引用幾個數字：洪武16年（1383年）監生966或766人、洪武24年1,824人、洪武30年1,826名、推估南京國子監在洪武17年擴建後教室最大學生容量為1,975人
。吳先生認為南雍志內單獨洪武26年監生人數突增為8,126人，應係1,826人之誤刻。若然，明太祖時期之平均監生人數應修正為1,256人，12代平均人數應為4,014人）
（從明成祖永樂7年起到宣德初年，南京國子監監生數有持續大增的情況
，如果數字無誤，不知原因為何？明成祖不是個糊塗、莾撞的皇帝，是為北京新都準備人才嗎？它需要提前3、5年以上先增加全國儒學生員數吧？南京國子監的校園校舍有大幅擴充嗎？這些大增的監生最後怎麼消化的？應該已經有專家研究過了，只是本文匆匆未見）〔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南京仍保留六部，但只設侍郎（相當於今次長）；明仁宗設尚書（部長），但履其任者工作不多，基本上惟養清望而已〕
明成祖於永樂元年（1403年）在北京設國子監，於是明朝有北京、南京兩處國子監。永樂15年北京紫禁城動工，18年建成，19年明朝遷都北京。有研究記載北京國子監監生數在永樂7年有1,928人、永樂18年（1421年）5,460人、宣德7年（1432年）民生3,130人（官生數通常不多）、宣德8年民生4,230人
。
因為國家財用不足，景泰元年（1450年）開始有接受捐貲成為監生的情況，不曉得捐貲生是不是都入校就讀了？在國家官僚體系編制員額已滿後，以增補官僚為目的科舉錄取人數應該不會暴增暴減；以培養官僚能力為目的的國子監正期（非短期訓練班）監生數和全國儒學生員總數也應該不會暴增暴減
。有研究列出天順六年（1462年）北京國子監監生多達13,569人；成化元年（1465年）北京加上南京國子監監生數多達19,188人；這可能是捐貲生很多＋回家依親生很多的原故（依親生領不領公費？），顯示政風學風敗壞的景象。此後人數急劇下降，到萬曆前期時，北京國子監監生數僅僅維持在500人左右，有的年份僅有300多人。
（儒學、國子監生員學習與實習的內容、方式和時間會調整改變）
書院
若干研究對於明代創建書院的統計數字不同，譬如：
–共創建530所書院。自洪武元年（1368年）至英宗天順8年（1464年）
共創建21所，只占總量的3.93%。
–洪武年間新建37所、重建重修15所，永樂年間新建21所。
–在確知建立人身份的1,479所書院中，官辦書院972所，占可考建立人書
總數的65.7%，民辦507所，占34.3%。
–在目前可以確知書院創建人身份的1,037所書院中，由各級官員興建、重
建者828所，占可考建立人書院總數的79.85%多，民辦184所，少於18%。
總之明朝前期書院建得很少、後期書院興盛階段官辦者多、在地區分佈上南方較多。也許因為官辦儒學系統中的生員全由公費供養，在民間求學需求大增時受限於政府財力無法大幅擴張，於是有一部份書院的辦學目的為補府、州、縣學與國子監之不足，培養學子通過科舉考試（可能有一點像今天的升○○補習班或高考補習班）。
一般認為在明朝弘治、正德、嘉靖年間王守仁（1472～1529）、湛若水（
1466～1560）等人，本身有學識、說理清晰、富組織行動能力、在朝中做過大官大事、關係好、而樂於隨處講學，自然很吸引大眾追隨，自己設立書院
，門生數百數千，在全國開枝散葉，思想界遂從定於一尊變得活潑起來，同時帶動設立書院傳播本門學說的風氣再度興盛。（這個時候國家經濟早已從元末的凋蔽復甦，邁向繁榮）
明代中期開始從中央到地方，官僚派系黨爭激烈。許多書院常是朝廷高官退休或被排擠離職回家鄉後，在地方與中央同派系官、商、學界支持下設立，做為既講學又批評時政、與各方同道結盟、形塑輿論、壯大自己集團聲勢的機關，不宜以正規學校（從事教學、研究）視之。
當書院大興時，不少地方新建、修建、或將衙門改建成書院，動費萬金，刻刊書籍、刷印送人、鳩集生徒，藉以贏取同派系掌大權者的注意與關愛，獲得高升；對於府、州、縣學就輕忽了，任其廢壞不修，引起民怨。（發展書院是好事，但為什麼許多官老爺會把國家的錢用於開辦書院而不先好好經營府州縣學？老於世故的同胞們都心裡有數）
由於政治鬥爭情勢的變化，嘉靖16年（1537年）、嘉靖17年、萬曆7年（
1579年）、天啟5年（1625年）都發生執政者禁毀部份書院和將書院改為（
回）官廨衙門的事。
有的研究統計到明末全國書院的總數量（若忽略難以查考的書院延續時間）已經超過各地方公費儒學的總數量。但不曉得明朝那麼多學院使全國識字率提升多少？學術與科技水準提升多少？在各方面帶動多少創新？這才是重點
。如果帶給國家的進步很少，問題在那裡？
明朝公立學校的基本教材
˙禮、樂、射、御、書、數…
˙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也被稱為四子書）、五經（詩經、尚書
、禮記、周易、春秋）…
˙程朱理學［這個理論體系以孔孟儒學為基礎，在北宋後期由程顥（1032
～1085）、程頤（1033～1107）兩兄弟為代表的幾位學者發展出來，到南宋前半期由朱熹先生（1130～1200）集大成，成為當代學術主流。元仁宗延祐2年（1315年）開始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舉考試的範疇，明、清二代統治者都持續尊崇推廣］
․明成祖於永樂12年（1414年）11月下詔纂修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三書，13年9月書成，明成祖親自作序。15年3月下詔頒行於六部
國子監以及天下府、州、縣學，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希望能統一思想，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於是持不同主張者被斥為異端。
․各式公文書與裁判文書讀寫。
明朝中後期，自陸九淵先生（1139～1193）一脈相傳，由陽明先生（王守仁
；1472～1529）集大成的心學也頗得人心，但程朱理學一直是官學。
學校場所
傳統上中國歷來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都很重視對於孔子的祭祀以及孔廟的維護，有能力時就加以整建或擴建。學校常設在孔廟等文廟中，在設計這些廟宇時常會一併考慮教學的需求。也有建書院以祠先賢、居學者、邀請學者到書院講學的習慣；書院經費多來自官府，或由民間捐助，也有大學者自行募集經費籌建並營運的。數量最多的是各地民間宗教信仰的寺廟，不論是皇帝
、貴族富豪信徒捐建的大寺廟，還是地方上信徒們集資興建的中小型寺廟，亦多建有或附有為信眾講經說法的堂室或遮棚。孔廟、書院和寺廟都常由政府撥給或民間捐給田產以自養。一般學校或私塾常借用這些地方上課。歷代政府尤其是明朝前期為推廣學校教育，各地也專門修建了不少學校。
南京國子監則規模宏大，據記載延袤十里、燈火相輝，校內建築除射圃、倉庫、療養所、儲藏室外，教室、藏書樓、學生宿舍、食堂，有2,000餘間。教室有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六堂，行政管理有繩衍
、博士、典籍、典簿、掌饌五廳。
|
|
荐舉、國子監與科舉
明太祖在打天下時就很重視網羅人才，一面派人備厚禮主動訪才，一面要大家察舉、荐舉；還於建國前一年（1367年）開文、武2科，對應徵者以考試的方式取才。既形塑天下真主的輿論吸引力，也為將來的治國佈局。
建國後版圖迅速擴大，需才更急。洪武2年設國子監，並同步於全國設府州縣學。洪武3年開首次科舉鄉試，4年會試殿試後取進士120名。同年（洪武4年）令各省連試3年［明太祖實錄卷60洪武4年丁未「…既設科取士，令各省連試3年…」；萬曆野獲編第15卷鄉會試並舉一節記載有洪武3、4、5年，於京畿地區連3年經鄉試會試廷試後取才任官］。同年（洪武4年）還要求徵天下貢舉下第者等人給公費進京聽選候用［明太祖實錄卷64洪武4年丙午「命中書省徵天下儒士貢舉下第者及山林隱逸，悉起赴京；其有業農而有志於仕
、才堪任用者，俱官給廩傳遣之」］。
國子監設立後太祖常親往巡視督飭，監生經學習、歷事或派遣考察合格後不經科舉即任官，成為一個神聖而令人響往的地方；天下讀書人對於每年經過歲貢參加國子監入學考試的途徑趨之若鶩。
科舉體系經過連3年捕撈，海中比網孔大的魚已很少了，必需休漁若干年養魚才行。
洪武6年太祖詔罷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眾
。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甚非所以稱朕意也。其暫罷天下科舉，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為了方便大家辦事，還把可以荐舉選用的人才分為8種：聰明正直、賢良方正、孝悌力田、儒士
、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皆禮送京師，不次摺用。可見求治心切、人才不足的程度。奇怪的是元朝時漢人讀書求學的不多嗎？還是識字者多從商了？以致於在蒙古人和色目人全部離開主官主管職位後，合格的漢人數似乎遠不足以補缺。［應該有歷史學家研究這個題目吧？題目的格局可以放大為在異族統治下，異族統治者（應）如何在統治地區選拔、培養社會所需要的人才並完善官僚體系］〔以小人之心從另一個角度看，明太祖這樣子查察人才，在收攬人心之餘，還有什麼具反叛潛力者能漏網？〕
明太祖對於得自荐舉之官員們的表現照樣經常不滿意，常向部屬抱怨舉荐多不實。到洪武15年天下儒學諸生已讀書9年，雖然不愁吃穿，但不辦科舉就没有上游出路，肯定累積了許多對政府的怨氣，於是太祖詔示3年後恢復科舉。洪武17年定科舉之程式，命禮部頒行各省，後遂以為永制。在暫停與恢復科舉之12年間，朝廷用人的管道是荐舉和監生學識與歷事（實習）考察合格二途。有研究稱自洪武15年後，在荐舉的過程中增加了考試
，本文未研究當時怎麼考。
有研究統計自洪武元年至30年，明太祖發佈有關舉荐人才的詔令在59次以上，以洪武13年22次最多（當年發生胡惟庸案，株連甚廣）。另有研究計算洪武時期經由荐舉授官者有2,800餘人。明萬曆時期南京刑部尚書王世貞（1526～1590）在其所著之弇山堂別集中，記載洪武年間內閣大臣與六部官員總數中有44.7%來自荐舉選拔。
當科舉逐步上軌道，上層官員都進士出身後，没有考上進士、舉人的國子監生自然會被看成秀才等級，没有到中、高階層任職的出路。同時科舉上軌道後學位就成為階級符號，連舉人都很難在進士圈中混的，明初那種舉荐鄉野間人的情況已一去不復返。
明朝到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時，由於各種原因，國家出現財政危機，印鈔票没人要，就採取各方人士捐獻一定數量銀兩、糧食、馬匹後就可以成為國子監生（稱為納監生）的做法，而地方上有錢的家族宗族也有推送家族宗族內讀書子弟，到京城中建立政商關係並謀得一官半職的需要。當納監生多到某個程度，學風政風就壞了。國子監為了減輕本身財務負擔，就讓能唸書的監生們回家依親讀書，國子監內剩一堆富家子弟，其教學功能會不腐朽變質？門規還能嚴肅嗎？到萬曆3年，在會試中没有考取進士的舉人已經耻於入學國子監，率多回籍自便了。
明史卷69志第45選舉1中說：太祖雖間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一再傳之後，進士日益重，薦舉遂廢，而舉貢（入國子監）日益輕。
最後科舉成為入仕的唯一道路。
就通過科舉榮登進士者的學歷看，多出太學。有研究統計從永樂4年到萬暦
2年（1406～1547）的57科（次）殿試結果，扣除12科缺資料部份，出身國子監者占進士總數之55.85%，狀元中有29名出身國子監。
從歷科進士與舉人的籍貫分佈看，明代每百萬人口的進士人數以福建最多，
其次為浙江；在福建以福州（650人）、泉州（586）、興化（今莆田市；533
）、漳州（306）等沿海州縣較多。舉人的分佈（福州2,458人、泉州1,689、
興化1,692、漳州1,003）類似。（引用自姚瑞瑜女士明代建寧府的地方教育第二章明初的教育政策與地方教育發展）
（如果學業成績或文明成就與經濟發展程度成正比，那中國，至少中國東南
部若干地區，從宋代到清代中葉都是全球手工業最發達、外銷金額最大的地
區之一，卻没有在哲學、科技、藝術等方面開出更燦爛的花朶，就是件很可
惜而且值得反省的事。為什麼中國東南部地區和義大利地區留給後代子孫的
遺產有頗大差異？是中國真棒只不過後人的理解與宣傳不夠？還是當年兩個地區的文明在本質上存在什麼差異？）
大家都知道古時候只有官吏和商人會發財，由於官吏掌握了行政、司法、軍
事權力，商人是無法與之抗衡的。而科舉是入仕的唯一道路，可以想見科舉
有多少舞弊的名堂，本文非科舉論文，僅點到為止。
|
|
葡萄牙人在澳門創辦學校
1534年葡萄牙人以澳門做為與中國貿易的停駐地，1557年中國廣東地方政
府正式給予葡萄牙人在澳門居留權，葡萄牙正式在澳門殖民。
1572年耶蘇會教士在澳門建立一所初級讀寫學校，有校長1名、8名耶蘇會神父輔佐。1577年有150名童生、1584年有200名學生。
1580年在讀寫學校內建一傳教實習所，專門培養中國籍初級修士，並供歐洲傳教士學習漢語。
1594年在初級讀寫學校與傳教實習所合併的基礎上擴建為聖保祿學院（又稱澳門修道院），其學制分兩部份：一為初修院（預科教育，250人）、一為6
年制的神學院（通常有30～50名修士，1601年有近70名）。課程科目包括語言、神學、哲學、科學、天文、藝術，是一所授予（藝術碩士、神學博士）學位的正式大學。但它没有法律、醫學等學科，比歐洲非教會體系之綜合大學的規模（學科數、師生人數…）小很多。聖保祿學院以培養日本傳教士為主旨，1623年時日本神父再出資白銀3,000兩在院內為來澳日本天主教徒建一神學院。
聖保祿學院附設一間診所、一間印刷廠（採用西方金屬排版技術，可印刷拉丁文字刋物）、一座天文瞭望台。
可能因為清朝禁教的壓力，使得投資效益過低，聖保祿學院從1728年起停止培養中國教區的傳教士，1762年葡萄牙政府關閉學院。
不只耶蘇會的聖保祿學院，從16世紀末期開始，天主教其他修會（如方濟各會、多明我會）也開始在澳門設堂建院，還有女修道院，但規模都没有耶蘇會大。
［1557年（嘉靖36年）葡萄牙人在澳門設立卜加勞鑄炮廠（Bocarro Foundry
），製造鐵炮、銅炮與炮彈向各方銷售；也銷售給明朝，還派出技師與炮手協助明朝訓練炮兵。後來因為功能不敵鋼炮而於1640年停業。也有記載稱卜加勞鑄炮廠在澳門存續的時間為1625～約1655］
|
|
明朝教育的目的
就生員名額與修習內容看，明朝公費教學體系（儒學＋國子監）的目的僅為培育統治官僚，與現代教育的旨趣不同。從明末清初大家對於八股考試和官員能力的嚴厲批評看，明初以後學校生員們一切為考試，不考的東西一概不顧；這種考試與教育內容顯然不能滿足社會希望官員們在上任後能立即有效行政的需求。
有些皇帝和官僚還希望用「社學」來「教化」民眾，使大家懂禮、守規矩、相親相愛、保持社會秩序；再會一點文字和算術，使社會能在軌道中運行得比較順暢。不論社學、儒學、還是國子監，似乎都没有推廣智育，鼓勵學生們發展潛能的意思。（古時候東、西方教育基本上都是灌輸式的）
中國學校（府州縣學、國子監）教育的內容，與同時期的澳門修道院比起來
，少了科學、天文、藝術，顯得狹隘許多。這顯示中國社會的發展在明朝時已經比歐洲落後不少。
|
|
官僚黨爭
中國朝廷中官僚有「進諫」的傳統與制度，這當然得看皇帝的個性行事
，還得講求進諫的技巧；但即使在明太祖面前，還是不乏進諌到和皇帝槓起來立刻受死仍不屈的故事。到明朝中期，官僚們在中央和地方拉幫結派，把皇親國戚和太監都黨進來彼此惡鬥的情況更是政壇常態。
明世宗是前前任皇帝第4子之長子，在無嗣的前任皇帝過世後被選出來繼位，當權派大臣們要他在祭祀時稱自己親生父親為皇叔，自稱侄皇帝，皇帝因為並非事先早已過繼不同意。雙方為這個問題從皇帝即位鬥到嘉靖3年（1521～1524），很多官僚都主動被動捲進去，當然也有官僚支持皇帝，最後皇帝以強權勝。這個案子被稱為大禮議。
明神宗本來勤於政事，做得不差，因為不想冊立一時興起寵幸宮女所生之長子為太子，想冊立所寵愛貴妃之子為太子，許多大臣和太后不同意
（可能因為不喜歡這位貴妃或…）。群臣分為兩派，雙方為這事從萬曆14年（1586年）爭到29年（1601年），才立長子為太子–皇帝敗。這個案子被稱為國本之爭。
也許因為不滿大臣中的主流派，又無力或不想用極端手段處理，從萬曆14年起明神宗就很少上朝。有說從萬曆17到48年（1589～1620年）去世更連續30年不視朝，連元旦都不視朝，其間只在萬曆43年勉強到金鑾殿上亮了一次相；許多朝臣連皇帝一面都没見過。1602年有107名中高階官員的缺額未立即補上，工作由同僚兼理；也有文獻記載皇帝認為人數已夠辦事，但官僚認為負荷比前加重而稱病怠工等。這些事被稱為萬曆怠政。但也有學者認為明神宗只是「靜攝」，不喜歡人多嘴雜、討論經常失焦的朝會。在明史神宗本紀內，對萬曆15年以後朝政的記載，與萬曆15年以前並無異常區別，皇帝該裁決的都裁決了，未見荒疏誤事。
萬暦22年（1594年）內閣首輔將退休，皇帝請大家「不拘資格」推舉人選。顧憲成先生（1550～1612）與吏部尚書所推舉的7人在政策主張等方面全都不合上意，被明神宗革職回家。回家後獲得當地知府、知縣與地方人士資助，於1604年修復宋代建立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等共8人發起東林大會，制定東林會約，約定每年舉行大會1～2次、每月小會1次，每次都3天。他們講學不只談學問，更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希望改變社會；被後代知識份子所傳誦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就是東林書院修復時鐫刻在大門口的對聯。許多有志之士紛至沓來，匯聚議論，一些在朝者也遙相應合，被時人稱為東林黨。他們不只巡迴各方書院講學，與各方學者官員往來串連交流，還常舉行聯講會，於是書院之風大盛。當時還有浙、齊、楚、宣、崑、閹…等黨，黨爭不斷。大家不只進行政策攻伐，還爭奪官位與利益，甚至演變到無事不爭、只要不是自己的人都反，簡直無人能安其位辦實事。明熹宗天啟4年（1624年）東林黨人左副都御史楊漣彈劾被號稱9千9百歲的魏忠賢，認為「寸磔忠賢，不足盡其辜」。魏忠賢結合所有反東林黨的人於皇帝支持下在全國進行血腥整肅，酷刑殺死10餘人，遭貶逐者有說數百人。史家稱這段歷史為東林黨爭。
在明朝似乎除了明太祖和明成祖外其他皇帝都難免或多或少被官僚擺弄
。理論上成長於民間、有學識又有多地實務經驗的官僚應比宮生之君懂人懂事；大臣之間、大臣與皇帝之間能常有討論甚至爭議，可以減少皇帝顧慮欠周的獨裁，對國家而言是好事。
|
|
明朝各專業部門的表現
國家之間的比較與競爭，可以分解為不同國家各部門之間的比較與競爭（
有點規模的企業亦然）。回顧起來，明朝同胞在祖先們建立的基礎上：
․農業、工匠和商業部門表現得很好，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等產品長期大量外銷，賺進大量白銀，否則中國在明朝中後期時就慘了。粵、閩工匠群對於仿製西方先進產品，包括紅夷大炮的表現也很好。
․走私與海盜部門的兄弟們表現也不錯，在中國政府和葡萄牙、荷蘭海商打壓下，居然没有讓東海南海上的海運業務全被外國人壟斷。
․軍隊部門在明朝中後期仍有若干表現不錯的將領，但朝廷中戰略部門大家私利、派系、路線混雜在一起鬥爭，章法紊亂不堪，和宋朝後期有點像
。
․皇帝嘛，建國前兩代之後的宮生之君們一般說來就那個樣兒了。
․士大夫族群則一塌糊塗。中國的讀書人，不管有沒有做過官，統稱為士大夫。從某個角度看，讀過書的皇帝和皇族也可以說是廣義的士大夫。隨著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明朝初期以後士大夫族群得以自由發展的空間不小，還多次結合起來實際上與皇權抗衡。不過就對各不同產業發展的貢獻而言，即使有許多類似本系列在前一篇反省最後一個方塊中所提及的著作
，但與同時期歐洲知識份子族群的多元成就相比，我們的表現明顯差很多
，多數人老在一條小巷子裡扭打廝殺爭奪方寸地盤而跳不出來。明朝時中國的基礎似乎不比歐洲差，為什麼當歐洲同胞有突破性進展時我們没有，何以致之？
不管何以致之，在只有士大夫族群讀書的時代，士大夫之耻是謂國耻。
|
|
明末全球貿易數量減少，中國外銷減少，白銀輸入量減少
中國的白銀貨幣，除小部份自產外，大多經由外銷自日本、歐洲、美洲進口。元朝之前除自產外可能大部份來自日本，一部份來自中亞、歐洲等地；元朝時期因為歐洲與中國間的驛道比較通暢，海運也比唐、宋時期發達，來自歐洲與中亞的白銀增加。在1565年馬尼拉大帆船開航後，許多研究都估算中國白銀輸入量的來源是歐洲（大部份為美洲生產）＞馬尼拉（美洲生產）＞日本（日本自產）＞其他（中國自產、中亞…）
。
有研究認為全球氣候約於1550～1770（明嘉靖29年～清乾隆35年）進入小冰期，氣溫下降，使植物生長的季節變短，糧食作物產量減少，糧食價格上升，全球頻繁出現饑荒與瘟疫，死亡率上升。有研究認為在1600年前後的數十年是氣候最惡劣時期。還有研究認為伴隨著小冰期的是全球季風類型的重大轉變，以致一個地區異常寒冷或潮濕時，另一個地方卻異常乾燥。
同時：
․歐洲在16世紀後半期白銀大量自美洲湧入，貨幣數量大增；17世紀初期的小冰期使農業收成下降；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使兵員大量死亡、務農人口大量減少；各國，尤其是西班牙政府，由於財政短缺而提高關稅；這些情況都使糧食價格上漲，白銀價格下跌，對中國的購買力下降。1639～1640年荷蘭人為驅逐占據麻六甲的葡葡牙人還封鎖麻六甲海峽，更使亞洲與中東、歐洲地區間的貿易量下降。
․由於而歐洲白銀價格下跌等原因使美洲白銀於1630年代生產過剩而跌價減產，美洲經過馬尼拉對中國的購買力下降。
․在日本，由於各種原因，豐臣秀吉於1587年將隨葡萄牙人開始傳入日本的天主教定為邪教，下令傳教士離開日本（這個階段未影響貿易，但對未來若干事件的發展有影響）；為防止各藩國與外國海商結合，壯大經濟實力，取得先進武器與幕府抗衡，德川家光於1616年規定除中國船外，所有外國船只能於長崎與平戶兩港停泊交易；1623年禁止西班牙船隻來日；1633年頒佈鎖國令，禁止日船出海貿易、禁止日本人與海外往來；1625年前後日本白銀生產量自高鋒下跌；1639年禁止葡萄牙船隻入港；1619、1641～1643年間全國各地發生乾旱、大雨、洪水、霜凍、病蟲害、瘟疫，嚴重的飢荒蔓延全國，餓殍遍地，無數的農民、工匠及商人行乞於市面、露宿於道旁…；1638～1647年間，日本銅錢貶值了50%以上…；這些情況都降低了日本對中國的購買力。
歐洲、美洲（經馬尼拉）、日本對中國的購買力在17世紀前半期全都開始降低，使得明朝末年的外銷衰退、白銀輸入量減少、中國農業占國民所得的比例回升。
在明朝末期由於天災與戰爭導致糧食大減產和人口減少，雖然人均白銀存量增加，但急需的是糧食，白銀不能當飯吃。和歐洲一樣，中國糧食價格上漲、白銀價格下跌，因此對白銀的需求也減少。
這個時期全球貿易數量減少，經濟活動的強度降低。
|
|
明末的社會概況
宮生之君、黨爭與宦禍
在君系有統治正當性與忠君的價值環境中，若宮生之君童年繼位，幾乎一定由教育與工作經驗通常都不足的皇太后或太皇太后＋幾位皇族＋若干官僚結合成執政幫執掌朝政；在執政幫內誰的影響力比較大由個性和操作能力決定。執政幫外的官僚若不服氣不會鬥皇室，會結合起來鬥執政幫內的官僚，皇室會看情況決定支持那一派官僚；這是朝廷內鬥爭的基本情況。宦官想把持朝政，光有親近皇帝皇室之便是不夠的，必需具有處理行政事務的官僚能力才談得上把持。凡大型組織都有類似競爭或鬥爭情況，很難避免；勝利的關鍵在能不能有效掌控行政體系包括軍隊。（民主國家看能不能贏得多數民意支持）
有些皇帝會派從小就朝夕相處，忠心的太監們出去監政監軍，甚至主管稅關稅務。與太監共事的官僚們當然得巴結太監，其不良影響通常不小。當然也有太監成功的例子，如鄭和。
官吏貪腐、社會貧富懸殊
大家知道產品、產業、人生、國家等有機組織都有生命周期現象。從國民生產與所得分配的角度看明朝，自洪武建國之初到嘉靖末年（1368～1566
）走了一個循環；從隆慶初年到崇禎末年（1567～1644）又很快走了一個循環。第二個循環初期首先是1567年開放海禁→張居正先生於1573年（萬曆元年）推動考成法革新官僚體系、厲行節約→1578年清丈全國土地、清查以各種名目逃漏稅的土地→1581年在全國推動一條鞭法，大幅簡化（農稅、商稅）稅政稅務。相當程度提高了行政效率、糾正了土地集中度過高的弊病、農業增產、手工業產品外銷持續擴張，民間在資產比較平均而自由的基礎上再度富裕，國庫積蓄大增，有研究稱商稅收入幾達政府歲入之
4成。張居正於1582年死後遭到清算，除一條鞭法外其他改革措施很快被廢止，政府財政很快又惡化。
富裕後當然再現富裕的問題。有研究稱萬曆初年宮廷伙食費每年支出13、
14萬兩，到萬曆中增至近30萬兩。萬曆6年明神宗自己大婚只用銀7萬兩，到長公主下嫁時用12萬兩、三子福王結婚用超過30萬兩、冊立太子用30餘萬兩、太子婚禮用70餘萬兩。民間同樣奢爢，顯赫的排場與濶綽的消費成為晚明社交風尚。（未查考通貨膨脹率）
貪污成為官場習慣。大家都知道貪污有三個方向：一個是國庫撥出來給下級的錢，逐級分潤；一個是上繳的稅金和賄款，逐級抽頭；還有一個是給予減稅優惠或免税特權、以及外包專案工作時，玉成者分利。不管是分潤
、抽頭還是分利，都會有並非完全無理的辯辭，還會有行情；這類事情無需本文舉例。土地兼併當然又愈來愈嚴重。明史卷252列傳第140楊嗣昌一節中記載一則故事：為扺抗清軍南下，廷臣們建議邊疆各地分練邊兵，因此需要加徵練餉，崇禎皇帝猶豫，兵部尚書楊嗣昌（1588～1641）說「無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併耳
」，可見土地兼併之嚴重。土地所有權集中度高只要規規矩矩繳稅就行，但王公貴族、豪強勢家、官僚等有辦法的大地主和富商們對地租商稅基本上是能逃漏多少就逃漏多少，能欠多久就欠多久，甚至完全不交的，遇朝廷努力催徵時也大多只是意思意思，給朝廷一點面子。
古時候底層民眾抵抗貪腐剝削的能力比現代低很多。在現代大家都受教育的民主社會，貧富都可以懸殊到今天的比例，不難推想古代社會在改朝換代前貧富懸殊的情況。
萬曆三大征與明末其他戰爭軍費支出巨大
三大征：
寧夏之役–1592年於寧夏鎮壓蒙古人哱拜之兵變。
朝鮮之役–1592～1598年間日本豐臣秀吉攻打朝鮮（意欲先占朝鮮，
中國），明軍應請求援朝，最後日軍戰敗，退出朝鮮。
播州之役–楊氏家族自唐朝末年起即為統治播州（位於四川、貴州、
間）一帶之土司，一向內附，接受朝廷任官。但楊應龍
1589年起公開作亂，朝廷於1599年舉兵進剿，1600年
，分其地設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四川、貴州。
明緬戰爭：
明代西南部百夷聚居地區，其當地部族或政權之首領稱土司，均世襲；凡願意臣屬明朝者，朝廷均封以○○宣撫司、○○宣慰使司、○○安撫司、○○長官司的官位（○○多為地名）；內部自治，但必需交納貢賦、承擔朝廷的差役徵發，軍隊要接受朝廷或上級的調遣；納入明朝疆域。1531年緬甸東吁王朝建立，逐步統一緬甸北部全境，並向北吞併雲南外圍的土司
；明朝出兵反擊，收復部分失地，加強邊區守備。1583年緬甸軍又攻入今雲南部份地區，明軍抵抗並反攻，收復失地；最後緬甸於1606年占領木邦
，木邦迄今為緬甸領土。明朝在與緬甸斷斷續續70餘年的戰爭中喪失不少明初羈縻領土，而明緬雙方來來回回長期交戰的區域當然是生靈塗炭、經濟無法穩定發展的。
與後金的戰爭：
1616年努爾哈赤在建立八旗制度後於赫圖阿拉（今遼寧省撫順市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鎮）稱汗，建立後金汗國。1618年起兵反明，1619年在薩爾滸之戰中擊敗明朝、朝鮮與葉赫（女真的氏族部落）的聯軍，逐步向南擴張
，其子孫建立大清，統一全中國。
明史記載於三大征的8年間，國家支出戰費1,160餘萬兩白銀。有研究估計明朝在對後金的戰爭中支出戰費6,000餘萬兩。明末軍餉常有累月經年拖欠甚至發不出來的情事，影響軍心士氣甚巨。
國庫空虛、中低階層百姓稅負加重
明朝從建國開始農業稅和商業稅均低，基本上都是30分之1，後來有提高
。從黃仁宇先生的研究看，明朝在16世紀時各地方稅率有差異，但總體而言不超過總生產的10%。
前面「官吏貪腐、社會貧富懸殊」一節中提過，明朝第二個經濟循環大約自1567年起從谷底向上走高，大約到1590年前後，官吏貪腐與社會貧富差距的情況又日趨嚴重。大家都知道若稅率不變，貪腐和貧富懸殊會使政府歲入減少，再經過三大征後政府財政已捉襟見肘。而國政不修、國家積弱時內亂與外侮就多，使軍事支出持續龐大，於是明王朝在正常稅收之上陸續加徵後人所稱的三餉：
遼餉–為應付遼東軍事需要，從萬曆46年到崇禎4年（1618～1631）
，共得銀約12,608,360兩
剿餉–為鎮壓農民起義，自崇禎10至13年（1637～1640）加徵約330萬兩
練餉–崇禎12年為抵抗清兵南下而在各邊地練兵，加徵約730餘萬兩
三餉最大的來源當然是主稅田賦加徵，但其他稅源多有分攤，也有來自預算節約的。對於三餉徵收的年期與稅額，若干研究有不同的說法，有說剿餉只加徵約280萬兩，有說剿餉一直徵到明亡…
有研究認為即使三餉年加徴2,100萬兩白銀，全國總稅負不過占折銀計算後全國農業正常總產值的20%。為什麼老百姓痛苦不堪呢？這可能因為明末小冰期氣候許多地區收成低甚至無收成＋藩王、勛臣、權貴免稅土地多＋豪強勢家兼併土地後逃稅欠稅情況嚴重，以致總稅負大多由中低階層民眾負擔，平均稅率嚴重失真，真正繳稅者的稅率很高。（有研究認為明朝對於免稅土地的限制很嚴格，勛戚莊田有五服遞減的規定，不宜誇大免稅土地的比例和供養宗室的負擔，本文不考究）
出口趨勢轉折向下引發社會問題
當國外需求降低，外銷收入自成長趨勢反轉時，近期新增的工、商業投資
就虧損套牢…，老投資則利潤大減或吃起累積盈餘…。生意規模縮減與收攤會使整個供應鏈失業增加、政府稅源減少、社會出現焦燥不安的情緒甚至更大的問題。
經濟進入收縮循環
當出口減少、投資、所得與消費減少，物價會下跌，引發經濟收縮的循環
；若原進口國因為各種原因没有新增進口需求時，即使出口商品價格下跌也不易增加外銷數量。當糧食因天災等原因減產到只夠養活農民時，非農民錢再多也買不到糧食，只能靠武力刼奪求生存。
遍地飢荒，人相食
1556/01/23（嘉靖34年12月12日）午夜，陝西、山西、河南等地發生「嘉靖」大地震，河、渭溢，死者83萬有奇。（明史本紀第18世宗二、以及許多史籍碑文都有記載）
由於小冰期氣候和全球季風類型重大轉變的影響，中國天災嚴重。有研究自史籍記載中蓃集羅列1601～1644年（萬曆29年～崇禎17年）間因為飢荒以致「人相食」的時間與地方：
1601–阜平縣（屬今河北省保定市）
1615～17–山東
1621–延安、慶陽（今甘肅省慶陽市）、平涼（今甘肅省平涼市）
1627–後金國（今東北地區）
1633–河間（今河北省滄州市）
1634–太原
1636–山西
1637–浙江
1640–全國123州縣人相食、98州縣煌災
1641–浙江大旱，飛蝗蔽天，食草根幾盡，人饑且疫
山東荒旱，寇盜益熾…數千里白骨縱橫，父子相食，人跡斷絕
1644–四川、河南、山東
經濟崩潰
如上所述，不難想像明末農業大減產、經濟作物與手工業蕭條、許多農民無地能耕、許多工人無工可做、政府幾乎無稅可收、金融混亂（債權債務關係無法履行，官鑄、違法私鑄銅錢幾全為劣幣…）…。其嚴重情況在中國有信史以來可能是空前的，所以本系列在「卅二、戰爭（廿八）–白銀帝國的稅制（五之五）～1」一文中說中國人在明朝遇到了空前的經濟崩潰。
民變四起
天災連年、經濟崩潰，老百姓們普遍又勞苦又飢餓，失所流離者眾；不只農業地區，連富甲天下的東南區域都人饑且疫。政府不僅無力減稅撫卹應對，為支持抵禦後金國（1636年改國號為大清）入侵的軍事行動還必需加稅，自然民變的烽火四起。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亡。
自歷史記載看，在地球這段小冰河期間，歐洲、中國、日本（1619、1641
～1643大飢荒）基本上都面對類似局面，在歐、亞最強大的西班牙和中國政府肆應得最差。在中國，東北地區的農產情況相對好些，而且後金（大清）政權的執政與軍事能力比中國政府強很多，對於擴張有很強的企圖心
。從後見之明看，這種強弱對比使未來的結局明確到弱勢方毫無小僥倖可以期待。
|
問題是：我們從明朝的經歷學到什麼？從這段期間全球的變遷中學到什麼？世界發展趨勢是什麼？把題目縮小一點，明末時期日本德川幕府如何應對本國與世界情勢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