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動不安的程度比常態高得多。
1.
阿拉伯帝國與伊斯蘭教的侵略壓力
阿拉伯帝國於西元7世紀興起、擴張後，基督教勢力被壓縮到今土耳其以西、地中海與西班牙以北，地中海域的海運交通斷斷續續被阿拉伯人控制，地中海北岸國家經常遭到阿拉伯人的騷擾性攻擊與劫掠。同時淪陷區的傳教活動即使未被扼止，也受到很大限制；有時甚至若不改信回教便被放逐甚至殺害
。歐洲政治與基督教領袖階層都承受巨大的生存壓力，遲早會有人以收回舊地、恢復祖先的光榮為口號鼓動聖戰。
實際上自從西元711年阿拉伯人消滅伊比利半島上的西哥德王國後，基督徒對半島的收復失地運動就從來没有停止過。西班牙西北角的卡斯提亞（
Castilla）王國於1085年攻下西班牙中部的托雷多（Toledo；前西哥德王國首都，中世紀歐洲與穆斯林學者交流的中心，許多由穆斯林保留或翻譯下來的古希臘與古羅馬經典，以及伊斯蘭經典，在此被複寫或翻譯成拉丁文
），1088年將之定為首都。
義大利北部熱那亞與比薩兩個王國的聯合艦隊於1087年攻佔了北非的馬哈迪亞（Mahdia；位於今突尼西亞西部），燒毀了停泊在港口裡的穆斯林船隻，奪回對於西地中海航運的控制權。
1090年，當時效忠於羅馬教皇，來自諾曼第王國的歐特維爾家族（
Hauteville Family）成員控制了西西里島（Sicily）。
這些反攻戰爭的勝利提高了歐洲人士對抗東方霸權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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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維京人的劫掠
亞洲南北之間陸地相連，北方部族容易南下。西歐與北歐之間則隔著北大西洋、北海、波羅地海、芬蘭灣，雖然捕魚對於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上的部族是一項重要的謀生技能，但在古時候他們不易大規模渡海南下；不過到8世紀時北歐人遠航的能力已大有進步。
地球從8世紀起進入暖化週期，糧食產量增加，人口跟著快速增加。在西歐新增人口可以新闢耕地，但以當時的農業和畜牧技術，北歐原來的凍土區域仍然不適合農用與游牧用，於是許多人被迫乘船渡海尋找生機。基本上没有帶著資財、空手進入異地的異族被當地原住民善待的機會高嗎？不打殺劫掠能得到食物補給嗎？除非能夠安全定居下來，三光（殺光、搶光、燒光）一地休息幾天後，能不趕快三光下一個地方嗎？這是叢林法則。
大約從西元789～1066年，居住在今挪威、瑞典南部與丹麥的維京人乘船沿著海岸與河流到歐洲各地搶劫，南及非洲北部，還建立了幾個國家。因為他們以搶奪為主，所以常繞過防守堅強的大城而劫掠小市鎮與鄉村，屯積財寶最多的教堂與修道院首當其衝，有人形容他們所經之地成為血和火的海洋。王侯領主們若衡量着打不過，自然以主動提供糧食補給與金銀財寶，來交換海盜們和平離開為上策。能保留兵力與隸農，在海盜們離開後才有機會於鄰近各級領主環伺間圖生存。在混亂地區國家法律與教會規矩自然都失去效用，為求填飽肚子，恐怕聖人也只好弱肉強食。這300年劫難，被不少學者稱為歐洲的維京時代，許多財物被劫奪、許多建設被燒毀、許多人口因而貧窮，幾代都無法翻身，對社會價值觀會產生什麼影響？
在10世紀，法蘭克人割讓了塞納河下游足夠大的肥沃土地給維京人的酋長與其部屬，讓願意從事農耕的維京人有塊能夠集體定居的土地，建立自己的王國，局面慢慢穩定下來。定居後的維京人不僅逐漸接受了基督教和希臘羅馬文化，還協助教會將基督教傳回故鄉，使斯堪地那維亞半島成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份。（英格蘭也是在協議南北分治後讓留下來的維京人融入英格蘭體制，使統一英格蘭北部、丹麥與挪威的維京國王改信基督教，自願將基督教傳回故鄉）
12世紀地球逐漸進入小冰期後，北方海域與河道就不適航行了，此後迄今
，西歐並未再有來自斯堪地那維亞半島與丹麥的重大戰爭威脅。
歐洲之前其北部日耳曼人等「蠻族」南侵的問題最終是怎麼解決的？在中國這邊，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問題是如何演變的？以後見之明看，問題癥結為何？當時有没有更好的處理方法？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英二國對於以色列建國問題有没有機會與方法處理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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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封建領主間私戰頻仍
歐洲中世紀（476年西羅馬帝國崩潰～1453年大航海時代開始）盛行封建制度
，這段期間領土比較大的法蘭克帝國與隨後的神聖羅馬帝國，除了查理大帝的領導協調能力與武力都很強，比較能夠服眾外，其餘各代中央政府的威信都不高，地方政權各行其是。大約自10世紀開始，大國王（共主）基本上是由比較強大的諸候們（選帝候）推選出來，再經教皇加冕為皇帝。
封建制度下的領主（Lord）們各自建設莊園。大莊園內通常包括堅固豪華舒適的領主宅邸（富裕的領主與主教常以石材建築大城堡與大教堂）、農民農舍、穀倉、牛欄、馬廄、雞圈、手工（鐵件、木件…）作坊、禮拜堂或教堂
…，農地分佈在莊園建築群外圍。
農地分為領主保留地（由隸農耕種）、隸農（雖然待遇未必比奴隸好多少，但領主不能將隸農當成貨品一樣買賣）份地、和公地（包括耕地周圍的天然草地、荒地、沼澤、溪河與森林）。早期莊園裏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公地，人口增加後適耕的公地多由近及遠，被出資雇人開發的領主或主教佔有）。領地基本上自給自足，領主是他領地內的王，自行蓄養騎士武力，對其臣民行使政治、經濟、司法管轄權。比較大的國王轄下會有幾百個莊園。
[大地主和領主不同，没有行政與司法權：即使在自己的土地上有實質的行政與司法權、養幾個打手，但没有（不被允許）養軍隊。全球各國大多有大地主莊園或自給自足程度頗高的農村共同體，但不像中古歐洲那樣自給自足到國家化，還形成制度、成為社會主要的結構單元。較上層或較大領主其自給自足的產品包括穀物、烘培麵包、釀造啤酒；飼養牛羊雞鴨；紡紗、織布、縫衣縫鞋；製作床、桌椅廚櫃、鍋、菜刀、桶、盆、碗、杯、碟、兵器等等
]
]
相鄰領地的領主間、屬民間當然常有糾紛，共主國王或皇帝遠不可及，巡迴法院很少來、甚至從不來，没有上層（公家）仲裁與司法機制，若糾紛兩造或多造間無法自行協調，就由騎士以武力解決，所以騎士間、封建領主間私戰頻仍。私戰會影響大家的正常生活與人身財產安全，情況嚴重到讓一些主教們分別發起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和上帝的休戰（Truce of God）運動，演變到限制騎士們只能在星期二私戰、私戰時不得侵犯教會人員、無武裝人員等等。
教會試圖限制私戰，那公戰（大領主、國王之間）呢？若政治、經濟、社會基礎没有改變或改善，這種休戰或和平協議的效力不高。
4.
可發展土地趨近飽和
由於各封國之間經常發生戰爭，各級領主都必需維持合適數量的騎士，才有保衛封土的戰力，而騎士的待遇來自於領主分封給他的采邑。在戰爭勝利後除了動產形態的戰利品外，領主也必需用采邑來獎賞戰功；國王和皇帝等級的領主還需封賞將軍、大臣、隨從、甚至高階教士等等。
於是隨著戰爭，大、小封建領主與騎士的數量基本上不斷增加；到11世紀，歐洲大部份容易開發的土地都已有主，要取得土地就得打仗。歷史記載，在9～13世紀，歐洲各領主之間、王室與領主之間、王室與王室之間戰爭不斷，土地越來越不夠分，形成社會壓力。
4世紀後期歐洲氣候開始變冷；五世紀匈人帝國侵入西歐，日耳曼人向西向南遷移，不斷侵攻並滅亡了西羅馬帝國；六世紀後半近東地中海沿岸爆發瘟疫，沿著海陸商道漫延至北非與歐洲…。寒冷、戰爭、瘟疫等原因使得歐洲人口明顯下降、許多農村土地荒蕪、城市被廢棄，地中海古典文明逐漸消亡，歐洲文明退化。阿拉伯帝國興起。
8世紀開始歐洲氣溫進入暖化週期，適耕土地增加，耕具也逐步改進，開始運用鐵鋤（以往以木製鋤具為主）、重犂（有犂板和輪子，可以鋤得較寬較深，並將翻起的土倒向兩側）、水車、改良籠頭與軛套（得以把犂固定在牛、馬的肩隆而非脖子上，大幅提高牲口的拉力，更耐久）、加裝馬蹄鐵、多用馬耕、用肥、實施三圃制（將土地分成三個長條區塊一組，輪種譬如小麥、黑麥、牧草，使地力得以休養，兼便畜牧）、共耕制（重犂本身較重、犂得深，一犂需要多頭牲口並拉；而犂和牲口都貴，需要多家農民聯合起來組成犂隊共耕）。這些進步使得耕地的農產效率提高，人口隨著增加。（與18世紀農業革命時代相較，中古時代的農耕方式仍然很粗放，效率不高）
農產品增加，促進了交易需求，於是廢棄的城市恢復市集功能、新城市興起，城市中的器皿作坊也自然興旺，手工業與買賣服務業都需要人手；同時人口增加導致農村人口過剩，於是出現鄉村人口向城市移民的情況。人口持續增加（西元1000年時法蘭西總人口約600萬、德意志250萬，1100年時兩個數字均已翻倍），到11世紀中葉，容易開發的高等則農地漸趨飽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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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地騎士變成亂源
因為在作戰時騎兵的威力明顯，而戰技純熟的騎士不易養成，騎士自然就專業化了，還享有一小塊封地來供養他，自備武器馬匹，躋身貴族行列。一般人若能通過訓練受封為騎士就脫離貧窮了，所以成為騎士是所有中世紀男孩的夢想。但由於皇親貴族的小孩會被優先選中培養，所以從布衣成為騎士的機會並不多。
中古世紀歐洲貴族基本上執行長子繼承制（農民的佃地也慣例世襲），好處是比較容易長時間保持祖先的財勢與世襲爵位，但壞處是其他小孩没有土地
，要如何自謀生活？於是產生許多社會問題，像游民、強盜…。
不願成為佃農的游民要取得土地、隸農或財物等生活基礎，最便捷的手段就是搶奪，或集合起來發動戰爭。領地大、庫藏財寶多、本身没有武力或武力不足的教會、修道院和莊園領主就成為搶奪與戰爭對象，造成社會動盪。（法蘭克人的財產平分給孩子，但並非社會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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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農業社會執行諸子平均繼承制，人均土地面積就愈來愈小，很難富過三代。若國家的領土未擴大、農業生產效率未提高、而人口不斷增加，國民平均所得就會不斷下降，最後還是會出問題，只是出問題的時間可能比長子繼承制延後二、三代。在可耕地飽和時，不管實施什麼繼承制度，如果没有天災或瘟疫減少人口，社會能夠太平100年嗎？必然出現人相殘的殺嬰或戰爭來減少人口。能說有天災或瘟疫的年代太平嗎？所以太平很難超過100年。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告訴我們若農產品或其他維生物資的生產效率没有提高，我們就必需控制人口數量才能比較長期地維持合適的生活環境與社會和諧。 |
6.
農民不堪壓榨
中古時期歐洲的農民大多為隸農，自由農不多；而且自由農的地租與徭役很重，實質上自由程度並不高。11世紀有26個荒年，1089～1095更連續歉收、天災饑饉瘟疫並生，又戰亂頻仍，農民痛苦不堪。
即使在豐年，隸農除了基本生活以外的資財也會被領主以各種名目的稅費收走，拿去自行享用或蓋宏偉的堡壘、教堂；有些領主甚至擁有隸農女兒結婚時的初夜權。隸農們往往終生不離開所生活的農莊，近代、尤其是現代生活的多樣性、多變性、流動性、選擇性，可能是一千多年前的農民無法想像的
。
7.
城市發展、商人活躍
當農業生產力提高，富有餘裕，又不蓋宏偉教堂或城堡的莊園就可以把用不到的產品拿到市集銷售，各式作坊自然隨著興盛，貿易商人自然活躍起來，交通輻輳處自然形成都市。若在都市中從事服務業收入高、工作機會多，人口自然會從鄉村移往都市；這是歐洲10世紀後逐漸出現的景況。在城市中存活下來的市民通常收入比農民高、生活自由多，可以說「城市中產階級」逐漸增加。
由於市場中有購買力，於是少見的、來自東方的香料（用來調味、醃肉）、絲織品、寶石…便成為市場中的高檔搶手貨。商人因為既了解需求面，也了解供給面，自然具有操縱商品價格的能力，取得最大利潤，成為富裕階級；經營能力強的商人富可敵國，自己養軍隊。於是王室、教會、商人成為社會中三股主要力量。商人經常運用金錢影響王室（政府）與教會的政策、影響戰爭的目標來圖利自己。
由於地扼東、西方陸運與海運要衝，十世紀後義大利北部成為東西方轉口貿易最大的集散中心，威尼斯Venezia、佛羅倫斯Firenze、米蘭Milano、熱那亞Genova、比薩Pisa幾個繁華城市都發展成獨立的城邦國家，相互競逐商業利益，並有向各方拓展的行動。
人類早期的貿易型態態為物物交換，實在極不方便，同時許多物品的保值期限不長，財富無法累積，自然會發展出貨幣，自然由最能滿足貨幣功能需求的幾種物質（慢慢演變成黃金、白銀）成為貨幣原料。
猶太人因為某些原因，經商者眾，累積了巨大的財富。因為商人的超額財富肯定是向需求面與供應面兩頭壓榨而來，難免被認為為富不仁。於是在貧富懸殊時自然成為大眾痛恨的對象，成為政客號召、累積個人與黨派政治能量時打擊的對象。對基督徒來說，猶太人是少數自行其是的異教徒，非我族類
；在歷史記載中猶太人又是出賣耶穌，導致耶穌被殺害的兇手，這就註定了在以基督徒為主流的社會中，猶太人命運高風險的本質。
；在歷史記載中猶太人又是出賣耶穌，導致耶穌被殺害的兇手，這就註定了在以基督徒為主流的社會中，猶太人命運高風險的本質。
城市自然比鄉村繁榮得多，但人口密集。中世紀時大家生活習慣不好，垃圾就在附近胡亂丟棄、不注重衛生，光鮮背後的生活環境很差，極易滋生細菌病毒，傳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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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商人多經營買賣業、銀行（錢莊票號）、或運輸業…。工業多為採礦、手工作坊（製造農具、獵具、建材、生活日用品、兵器…）、房屋建築與水利、衛生工程。從事農業與工業的同胞在供應端，其靈活度與累積財富的能力遠不如商人。現代則有很多工業家自兼商人，比純商人富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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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憧憬東方
由於市場中許多高檔的農業與手工業商品來自東方，加上聖經中對位於近東的聖地有「流著奶與蜜」的描述，以致當時西方社會對「神秘的」東方有憧憬之情。
9. 朝聖的熱情逐漸增加
教會是靠什麼營生的？有經驗、知識與智慧的教士是眾人生活上與性靈修養方面的導師，聽他們講道或向他們求教（告解、得到開示…）後會有豁然開朗、輕鬆愉悅的感覺；但能成為合格導師的教士並不太多，大多教士照公式販賣對未來或來生的期望，像心靈醫生與心藥，緩解人們內心的不安、焦慮與痛苦。
人、尤其是知識比較少的人，對許多人類不解、無力承受的大自然與社會現象自然心懷恐懼，加上人都做過不少讓自己良心不安的事，於是罪（甚至原罪）、末日審判、天堂（西天淨土）、地獄、因果報應（輪迴）幾乎成為所有宗教同行傳教的引子，大家都以懺悔、苦修、奉獻做為贖罪及死後進入天國的法門；教士也引導信徒們互相慰勉、幫助。
從4世紀開始，教會鼓勵以朝聖行動來表達對自己罪行的懺悔、苦修重生。許多地區的主教主動組織人數較多的懺悔朝聖團前往聖城聖墓，王公貴族與平民百姓一概歡迎參加，有時甚至結合軍隊同行。有文獻記載8世紀有6次、9世紀12次、10世紀16次、11世紀有117次朝聖活動，鼓舞起歐洲人希望前往聖城和聖地的心理。朝聖旅行會增加出發地、沿途城市與聖地聖城的商機，朝聖隊伍中亦可能有不少商旅同行，越多人一起走旅途越安全。
大師或說聖人們在創立宗教論述與組織時，其起心動念可能是為了安定人心、諧和社會，是利他的。但組織必需有收入才能維持下去，而且當規模大到某個程度後，其成員就難免良莠不齊、難以管理了。教會和一般企業一樣，其經營之道相通，都有盛衰的臨界點，也都可能消亡。（食品需求常在，特定餐廳不一定；心靈需求常在，特定教會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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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東西教會分裂
因為對於教義解釋和禮儀紀律要求等方面的主張不同，1054年基督教會正式分裂為以羅馬教宗（天主教）和君士坦丁堡教會（東正教）為首的兩大陣營
，雙方互相將對方逐出教會。在分裂初期，雙方都希望取得主導地位，使基督教會再回到統一的狀態。
11.
世俗政治領袖與教宗爭權（國王與主教間、皇帝與教宗間）
由於教士們說自己是神的使者，介於神與人之間，傳述神的旨意，經過教士們強力推銷，老百姓認同神的旨意與教士者眾。在歐洲古時候宗教權往往高於俗世政權，大皇帝由教宗加冕、地區性國王由大主教加冕是常例，皇帝和國王因此增加了統治的正當性，便以世俗力量支持加冕給他的教宗和國王；政、教雙方通常是互惠合作的。
因為教會與修道院在貨幣公信力不足的年代，需要土地自行耕作或雇傭農民耕作。民眾没有土地，貴族與國王在提供土地與興建教堂和修道院之資財時
，很自然的，會獲得對教會會務與修道院院務的影響力。
而教會與修道院在處理自己的教務，與領地中的生產、商貿、營建等事務時需要建立行政組織、擁有行政能力，同時由於古代主要由修道院（7～10世紀）與教會（10世紀以後）設立學校，壟斷了國家的教育與人才來源，很自然的，教會也常介入世俗政治。
在戰亂年代，為避免災難，教會與修道院只能向武力強大的莊園領主、國王與皇帝尋求庇護，庇護者自然對被庇護者有影響力，被庇護者成為庇護者的附庸。
只要領主之間、領主與國王之間、國王與國王之間、國王與皇帝之間不斷爭權奪利，因為教會與修道院對信眾、經濟、政治都有影響力，大領主、國王與皇帝不可能樂見敵對集團取得主教、修道院長、大主教、教宗的權位，自然會干涉宗教體系內高級職位的人選。反之亦然。
於是政權與教權、俗權與神權之間的界線是變動的，端看那一方的力量強，強多少。國王們因為掌握了軍隊與封賞的權力，常雇傭主教管理世俗行政事務，並決定進入教會任職的人選；在主教勢強、國王勢弱的情況下則會出現主教攝政的情況。雙方鬥爭的兩個極端是皇帝罷黜教宗、教宗開除皇帝教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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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修院（cloister / monastery / nunnery）：古代有獨自離世、禁慾修行，
希望藉此減免罪惡、達臻聖潔的教徒。之後自然發展出集體隱修的方式：一群離世虔修者在互選產生的院長主持下，服裝一致、遵守一致的規戒、同食共住、絕財、絕色、絕意，定時集體禮拜上帝、讀經、靈修、勞作自養；不受教區主教管轄。因為需要勞作自養，大多數修道院接受捐獻、擁有大量地產，經營農牧、手工、貿易、金融等行業，經常成為區域內最富裕的處所，也成為盜匪劫掠的對象，於是有些修道院擁有武裝。
隨著隱修制度的發展，有些修道院成立許多分會，形成融合宗教、經濟、
政治為一體的強大勢力，很多學術研究和教育活動都在修會內進行，修道院長的地位往往相當於甚至高於主教。很多主教和教皇出身於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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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呂尼改革（Cluniac
Reform）：隨著教會和隠修院的財富增長與政治勢力擴大，宗教與政治界相互滲透，導致教會和隱修院紀律廢弛、日趨世俗化與腐化，教士甚至販賣教職、蓄妾。於是10世紀後位於法國勃艮地索恩羅亞爾省克呂尼（Cluny,
Saône-et-Loire, Bourgogne）的隱修院推動改革運動，主張恢復簡樸生活、教士不得婚娶、擺脫世俗王侯的控制、提高教皇權力、從事社會改革…。這些主張贏得不少教俗人士的支持，許多舊修道院陸續按照克呂尼模式轉型，新的克呂尼式修道院不斷興建，形成克呂尼派；在12世紀運動最興盛的時候，派下統管了近1,000所修道院與大小教堂，是當時歐洲最大的宗教力量之一。
克呂尼派接受各式捐獻、發展精緻華麗的禮拜儀式、贊助藝術（顯現在教堂建築、裝飾、用品、宣傳媒體…）、減輕修士的勞動量、因為從事社會改革而介入俗務…，當這種走向過度時就背離簡樸的初衷了。到12世紀中葉以後，隨著教派權勢顯赫、財富激增，世俗化就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像當初推動改革時要改革的對象了，當然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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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任權鬥爭（Investiture Controversy / Contest）：世俗君王與主教、教
宗爭奪宗教聖職（主教、修道院院長）的任命權，或說政教分立與政教合一之爭（皇帝服從教宗，或教宗服從皇帝），是歐洲中世紀主要的衝突之一。
1059年教宗尼可老二世（Nicolaus II）上任，於拉特蘭（Lateran）宗教會議後頒佈教皇選舉法（In
nomine Domini），確定教皇由樞機主教團選舉產生，世俗皇帝與封建領主不得干預。由於當時教宗並無一錘定音的權威力量，各方繼續就敘任權進行尖銳鬥爭。
1075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享利四世（即海因里希四世；Heinrich
IV）與教宗格里高利七世（Gregorius VII；曾為克呂尼派修道院修士）之間、1103
～1107年間英格蘭國王享利一世（Henry I）與教宗帕斯卡爾二世（
Paschalis II）之間對於敘任權的鬥爭，代表了當時西歐兩個主要國家與教會之間對於權利的爭奪，前者過程精采，本文不敘細節。法國及其他國家與教會之間的敘任權爭戰也很多。
1274年教宗額我略十世（又稱格列高十世Gregory X）在里昂第二次大公會議（Second Council of Lyon）後頒佈詔令，規定樞機主教們須被鎖在與世隔離之處選舉新教宗，選出新教宗後才能離開，以隔絕外界干擾。這個基本選舉規定出爐後命運坎坷，一直到15世紀後才慢慢能夠有效實施，但教皇對世俗政治的影響力持續下降，或可說在民主國家中已確立政教分離的原則（有没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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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東羅馬帝國日薄西山
1071年東羅馬（拜占庭）帝國在東邊曼齊克爾特戰役（Battle of Manzikert）戰敗後失去今土耳其大部份，也就是失去亞洲；1073年阿耶路撒冷被塞爾柱人占領；1085年東羅馬帝國以在帝國境內自由出入、進行貿易並免稅（主要是海港關稅）等特權，交換威尼斯共和國派出艦隊，在希臘擊退了西邊來自義大利南部，企圖蠶食帝國歐洲領土的諾曼人歐特維爾家族（Hauteville Family）成員；1091年在北方今保加利亞一帶藉助一個突厥部族的傭兵擊退另一個突厥部族對帝國的侵襲；南部則長年受到來自阿拉伯半島與非洲北部阿拉伯帝國的侵擾威脅。這個時期東羅馬帝國的領土被壓縮到歐洲東南隅的狹小地區，四面受敵，没有一面安寧，領土邊界經常變化；帝國內部政情又長期不穩定，爭皇位者眾，社會混亂，隨時有斷氣可能。
1095年東羅馬帝國皇帝阿列克修斯一世（Alexios I；這位君王頗有合縱連橫的能力，挽帝國於將傾，使之有機會延續到1453年）決定放下自尊，派出使者前往義大利向教宗烏爾巴諾二世（Urbanus II）請求協助，希望教宗利用自己的權威協助招募諾曼人、盎格魯薩克遜人、丹麥人雇傭兵，以對付異教徒和穆斯林。
從西歐角度看，可以說東羅馬帝國這位兄弟為大家守住東邊的大門，如果它垮了，西歐將直接面對塞爾柱土耳其人或其他東方敵人的攻擊，弊大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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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農業在春秋末期、戰國初期（西元前500～前300年左右），隨著鑄鐵冶煉、柔化技術的發明，鐵製農具就逐漸普及，知道施肥；在戰國時期土地國有制瓦解，私地自由買賣合法化；各國在不斷爭戰同時也不斷興修水利 [如芍陂–春秋時期楚國初建（約西元前598～前591年），位於今安徽省壽縣；都江堰–戰國時期秦國初建（西元前256～前251年），位於今四川省都江堰市；鄭國渠–秦始皇元年（西元前246年）初建，位於今陝西省陘陽縣 ]、變法改革圖強，不僅農業生產力躍升、各式商品手工業興盛、貿易發達、各國金屬鑄幣流通、各種新思潮新方法激盪發展、社會階層上下流動率提高、各種產業都活潑興旺。（這都是好的一面，當然有壞的一面）
在漢武帝末年時已加力推廣代田法（在一畝地裡做三條溝、三條壟，溝和壟的位置每年互換，使土地輪番休耕，自然恢復地力）、耦犁（即二牛抬杠：一人牽牛、一人掌犁轅調節耕地的深淺、一人扶犁。此後耦犁構造有所改進，出現了活動式犁箭以控制犁地深淺，不再需人掌轅；駛牛技術嫺熟
，又可不再需人牽牛）、框架犁（使用可調節杆，改變犁片與犁梁之間的距離，可精確調整犁地的深度）、耬犁（形狀像三足犁，中間放耬斗，裝種子，由牛馬在前面牽引，邊行邊搖，種子隨即撒下）、旋轉風揚機（穀物收割後將殼與桿分離的機器），大幅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部份地區可以一年二獲，地盡其利。
漢武帝為增加政府稅收（有說為打擊豪強兼併），曾規定由政府專管鹽鐵
，在全國44處郡縣設鐵官負責制造農具，禁止私造鐵農具，但出現「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的記載。
古代由於交通不發達，事物的傳播緩慢，而且鐵器與牛、馬並不便宜，即使考古文物顯示，到東漢時期中原地區之鐵製農器農具已相當精細多樣、運用牛耕，而且普及，但許多地方仍用人拉犂，或使用耒耜（木製農具，類似鍬、鏟）。
比較奇怪的是，農業為全球共同的民生命根子產業，中國農業技術一直領先歐洲，而東西方早就有人員互訪與貿易往來，基督教教士也早就（不晚於西元636年–唐貞觀10年）到訪中國，為什麼歐洲農業技術仍落後中國這麼久，直到18世紀工業革命前才超越？
但話說回來，以近代與現代資訊傳播之快速，就算在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時中國才發覺自己嚴重落後，到今天也已172年，中國文明仍然落後西方甚遠，人均國民所得與生活環境可能再100年也還未必能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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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套壹萬圓人民幣上有雙馬耕地圖（1951/01/20發行）
註一：
廣義來說，從某個角度看，宇宙中各物質單元没有停止過角力，人類社會没有停止過戰爭，所有社會變遷都由戰爭完成。戰爭都有其社會背景，經營大戰爭者必需了解重要與即將重要的社會脈動，辨識並設法影響作戰系統中的力量單元，使戰爭朝著自己設定的方向發展。
許多歷史學家把歐洲歷史分為古代、中世紀和近代三個大的段落，中世紀承先啟後，許多近代社會的變化在中世紀中後期已見端倪。
歷時200年的十字軍東征是中世紀比較複雜，總體性、或說全局性影響比較大的重要事件，本系列準備籍四篇文章進行反省。反省偏重社會層面的總體情況，作文時省略細節。
反省的目的是提升知識與能力，希望能夠認識並抓住中華民族復興過程所依附的人類社會總體脈動方向，以及大脈動中主要的力量單元，使中華民族能夠比較有效率地達成復興的目標。
中華民族復興的目標是什麼？誰說了算？我們要復興，別人不要復興嗎？有誰願意從現況衰落？大家比誰的拳頭大嗎？拳頭大就行了嗎？
我們是有力的行為者嗎？再有力也得在人類社會的結構中運行。無力呢？樣樣都無力嗎？
註二：
本文着重概念，省略資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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