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篇文章中省思了銀行業的獲利模式之後，接著省思13～16世紀歐洲幾個銀行業大家族的起落，以及威尼斯共和國的跨洲金銀幣材套利。
七、13～16世紀西歐幾個銀行業大家族
古時候規模比較大、用人比較多的生意都以家族為基礎經營。有研究者舉出在
13～16世紀中經營泛歐規模、最著名的銀行業家族有：
1. 巴爾迪家族（Bardi Family）
1272年在佛羅倫斯成立巴爾迪銀行，14世紀早期在歐洲、地中海與中東13個重要城市（13～15世紀西方世界貿易比較興盛的城市）
Seville（塞維亞–西班牙南部地區中心城鎮）、
Barcelona（巴塞隆納–西班牙東北角）、
Majorca（馬略卡島–西班牙東部地中海中的島嶼，中世紀以陶瓷器著名，錫
釉陶等技藝經此傳入義大利）、
Paris、
Avignon（亞維儂–位於法國東南部，1309～1377年間為教廷所在地；1378～
1417年天主教會大分裂期間法國支持的教宗仍駐亞維儂，神聖羅馬帝
國與英國支持的教宗駐羅馬）、
Nice（尼斯–法國東南部之地中海港口城鎮）、
Marseilles（馬賽–法國南部之地中海港口城鎮）、
London、
Bruges（布魯日–臨北海，12～15世紀法蘭德斯Flanders地區重要港口）、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
Rhodes（羅德島–位於土耳其西南邊的愛琴海（或可說地中海）中，離土耳
其僅18公里。醫院騎士團在1309年自巴勒斯坦、塞普路斯撤到此地，
直至1523年被奧斯曼帝國逐出）、
Cyprus（塞普路斯–地中海東部最大的島，臨近土耳其與敘利亞）、
Jerusalem（耶路薩冷）
設有分行，年收入13萬英鎊，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二世當時正常的年收入僅為3萬英鎊。
1345年巴爾迪銀行因為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三世倒債90萬英磅而破產。銀行破產後家族在商業界仍很活躍，仍是天主教會重要的贊助人之一，也贊助了哥倫布的美洲探險和喬瓦尼･卡博托（John Cabot；第一個登上紐芬蘭島的歐洲人）橫渡北大西洋抵達北美洲的探險。（有研究認為這兩位航海家都是為了找到經由大西洋抵達中國的航路和黃金而出海）
2. 佩魯齊家族（Peruzzi Family）
有研究顯示佩魯齊家族有六或七位（同姓氏）成員各自經營不同事業，各自累積資本，互通訊息，構成一個完善的訊息網絡互相支援，使Filippo di Amedeo de Peruzzi（？～1303）於1275年成為第一批佛羅倫斯銀行家族中佼佼者之一
。
佩魯齊與巴爾迪家族一面從事當時最繁榮的毛紡、糧食生意，一邊放高利貸，國王、教皇、貴族都是他們的客戶。因為與愛琴海羅德島（Rhodes）醫院騎士團的關係，佩魯齊家族取得來自東方之絲綢、藥品、香料…與許多奢侈品，在全歐從事批發生意，擁有輪船、酒店、教堂…。1325年時為那不勒斯（Naples
；當時轄有義大利南半部土地）國王征集稅收、組建並管理軍隊、協助任命官員、銷售糧食等民生必需品。
到1330年代佩魯齊銀行在西歐與中東有15家分行、120個代理人（經紀商–在佩魯齊未設分行的城鎮為佩魯齊處理匯兌等銀行業務）。1338、1339年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三世為了與法國交戰需要籌措戰費，佩魯齊與巴爾迪兩家銀行組成風險投資聯合體，合計放貸150萬英磅（巴爾迪90萬、佩魯齊60萬，但有研究認為兩家銀行誇大），其中購買軍事裝備的75萬英鎊年利率為50%；兩家銀行因而取得英國羊毛及小麥出口貿易的壟斷權，還可以經由英國財政署強制收繳其他英國債務人的欠債。
到了1340年代先是佛羅倫斯政府因為應付戰亂，致財力匱乏（當時義大利各城邦因為富裕，大多僱請傭兵為其作戰，傭兵價高、只對金錢忠誠）而無法償還到期債務；接著那不勒斯國王因與佛羅倫斯交惡也賴債不還；又發生黃金跌價損失（之前隨著經濟發展金價歷經50年長期上漲，銀行都放款給黃金投資者，但金、銀比價從1325年的1:15持續跌到1345年的1:9，佩魯齊銀行可能因為判斷金價不會長空而未能及時應變）；1343年英國國王愛德華三世因為在英法戰爭中失利更公然賴債，使佩魯齊銀行於1943年崩潰，1945年與已爾迪銀行接連破產，存款人在清算後只拿回一半不到的存款。兩家銀行破產在佛羅倫斯引起骨牌式倒閉，恐慌與貨幣緊縮效應波及整個歐洲，造成世界上第一次大區域的金融災難。但銀行倒閉後佩魯齊家族仍是佛羅倫斯耀眼的富豪。
在12～15世紀，義大利北部是歐洲商貿最發達、最富裕、文明最高的先進（已開發）地區，就金融影響力而言，佛羅倫斯猶如現代之紐約，英、法則仍是落後的開發中地區。在佩魯齊與巴爾迪兩家銀行為英王管理稅收、壟斷英國主要出口商品貿易權（因此對這些商品的製造部門有強大影響力
）、操縱進出口商品的價格（譬如壓低向英國購買羊毛的進價，並在醫院騎士團歐洲本土的修道院中囤積羊毛，造成市場缺貨準備抬價）與國內外錢幣的匯率（譬如在決定弗羅林金幣與英國銀幣之兌換價格時，抬高弗羅林金幣的幣值15%）、給付英王預算開銷後，英國政府的處境就如同這兩家銀行的一個下屬部門了（可說英國被這兩家銀行私有化了）。
落後的發展中地區（國家）向先進地區（國家）借錢或求取各種協助，最後是得到很大利益欣欣向榮，還是被徹底剝削一貧如洗，完全看落後地區的政府與同胞自己是否足夠努力，是否精明。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還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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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解釋一下落後國家的精明。落後國家的政府與同胞受限於歷史經驗與眼界，通常也没有或不懂自己有什麼籌碼，很難有比先進國家政府與同胞精明的能力；但肯定知道自己這筆花費（物資、金錢、時間…）屬於消費性質還是投資，也會不太離譜的判斷這筆投資益本比大於1（自己覺得划算
）的可能性，若努力奮發學習，就有機會藉後進優勢（大幅減少前人經歷過的嚐試錯誤）與低工資獲得比先進國家高的成長速度。（二戰之後台灣
、韓國、新加坡…做得不錯，但本文不清楚韓國的國軍是否曾由他國供養
？） |
從總體面角度看12～14世紀義大利北部的情況：
由於各種原因，12世紀全球的經濟與人口都持續成長，繁榮達到階段性的頂端。由於地處界接亞、歐、非三洲貿易的結點，加上做為歐洲幾次十字軍東征部隊人員、裝備與後勤物資最大的集結地，義大利北部一帶成為歐洲財富密度最高的區域。
當時佛羅倫斯的經濟基礎是紡織業，從英格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地輸入羊毛，所生產的成品銷向全歐與東方，整個供應鏈的工場（廠）與商人匯集。因來自各方之商貿交易頻繁而且金額大，有兌換、儲存錢幣的需求；工場大量生產在下訂單備料等方面、與大批發商進銷之間在財務週轉等方面都有信貸與貼現等需求，為銀行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因緣具足的情況下大家互相成就，都越滾越大，佛羅倫斯繁榮興旺，成為歐洲、西亞、北非銀行業的中心。（工場、大批發商人、銀行都在運用槓桿）
由於小冰河期氣候、瘟疫、戰爭等各種原因，14世紀糧食與羊毛等商品的產量降低、饑荒與貧窮連發迭至、人口減少，相關生意受到相當大衝擊，經濟景氣反轉向下，佩魯齊與巴爾迪家族不僅生產與商業業務衰退，銀行也因為倒債者漸多而週轉日益困難，即使英國國王不賴債大概也撐不了多久。英王賴債可能給了這兩家銀行最好的宣佈破產時機，或許還將一些自己家族爛帳的責任順勢灌到英王身上。
這兩家超級大銀行倒閉引發金融業與工商業連鎖倒閉的大風暴，失業人數暴增，社會陷入嚴重的災難與恐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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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代相比，14世紀時歐洲是封建領主（類似大、小諸侯割據）時代，仍未發展成民族國家，義大利北部附近地區則是許多城邦國家自治，都經常因為利益衝突而相互攻伐。當時歐洲没有處理大區域共同問題的政治機制
，也没有能夠服眾的非正式跨國政治領袖，教宗也無能協調各地厲害政商角頭的世俗利益，災難與恐慌自然擴散。
社會無能應變比較根本的原因則是當時還没有理解並研究出成熟之貨幣、銀行、與經濟運作的理論系統，遑論建立處理這些問題的機制與機構，所以有研究認為1345年佩魯齊與巴爾迪兩家跨國大銀行破產所引起的社會災難與損失，遠大於1929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更不幸的是黑死病約於1340年代散布到整個歐洲，有研究估計在它侵擾期間歐洲失去三分之一以上人口。
歐洲花了近百年時間才從天候、金融、瘟疫這幾個大災難的損害中逐步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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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
美第奇家族於13世紀時曾是錢幣兌換商。放貸者收息不低，不用暴力無法催討債務人實在可以不賴的債務，降低本身損失；銀行家翻臉就是流氓。有記載稱於1343～1360年，佩魯奇、巴爾迪等第一代佛羅倫斯銀行家族紛紛在歐洲貴族倒債、黑死病流行之風暴中倒閉的經濟崩潰期間，美弟奇家族中至少有5人因為資本罪被法院判處死刑，但也有成員成功接管了許多公司。
喬凡尼･德･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 Medici；1360～1429）生於佛羅倫斯
，曾在1385年出任親戚所開銀行的羅馬分行經理，有兌換許多不同外幣的傑出能力，這種能力對銀行、跨國大商人和教皇的金庫最有用了。
喬凡尼於1397年返回佛羅倫斯逐步接手家族的銀行業務，同時從事羊毛紡織品的生產與貿易。他帶著家族成員迅速發展了商業匯票貼現等業務，在主要城市設立分支機構，讓持有未到期當地或異地匯票者能到銀行貼現週轉，建立完善的帳簿系統，賺取不低的存貸與貼現利息差、和不同錢幣間的套利（各地不同金屬幣材成份間的兌換比例不同）差，迅速累積財富。有記載稱喬凡尼自認為是黑社會（白道社會是君王、貴族、教皇、教士…的圈子）頭目。
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1389～1464；喬凡尼之子）接掌家族業務後，於1434年擊敗敵對勢力。1434～1464年間是美第奇銀行獲利最高的時期，分行數達10家，各有主要業務：譬如羅馬分行受托管理教皇的財政、威尼斯分行經營航海保險、倫敦分行着重英國羊毛對義大利的出口…；在未設分行的城市就請在當地營業的銀錢業者（義大利人優先）擔任代理商，代為處理匯票兌現、貼現等事宜；還有各自獨立的製絲與製布事業。雖無正式頭銜，但自1434年起科西莫已有效掌控佛羅倫斯城邦各種事務，成為佛羅倫斯的僭主（無名位的實際統治者，譬如地下市長、地下總統）。教宗庇護二世（Pius II；
1405～1464）曾說「政治問題在他辦公室解決；他選擇公職人員…決定和平、戰爭或進行法律管制…他就是國王，除了名分。外邦統治者應與他本人接觸，而不是與佛羅倫斯其他人浪費時間」。
美第奇銀行各分行獨立，家族讓能力獲得認可的分行經理人投入自己的資金成為分行合夥人，不付薪資，但在分行利潤中讓其分取所約定高於其投資比例的紅利，大大提高了分行推展業務的積極度；母公司則扮演類似今天控股公司（
holding company）的角色。
1400年後歐洲處於從金融風暴、黑死病等大災難後復原向上的階段，機會很多；與當代其他人相較，喬凡尼與科西莫父子二人成就最大。有研究認為就對歐洲政經發展的影響力而言，美第奇家族比之前的佩魯齊與巴爾迪兩個家族大得多；但就財富而言，美第奇家族比佩、巴兩個家族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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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種原因，像家族事業後代繼承人的才能不及創業者與前代繼承人而管理日益鬆懈（致使貪腐與決策失當情事增加）、政經大小環境變化（1453年東羅馬帝國滅亡，異族異教的奧斯曼帝國掌控地中海東岸並向巴爾幹半島擴張影響力…）、君王與大公等貴族賴債…，美第奇銀行在威尼斯、倫敦、布魯日、米蘭的分行陸續關閉，終於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侵入佛羅倫斯後銀行因為無力償還債務宣告破產。
銀行破產不表示家族的事業結束，1512年在西班牙軍隊支持下家族恢復在佛羅倫斯的統治；1527年家族再次被驅逐，1530年在神聖羅馬帝國軍隊保護下再返佛羅倫斯…。美第奇家族的發展與那個時代歐洲政治、經濟、金融、社會、文化之發展關連頗深而精采，人類歷史上迄今少有從商業起家的家族類似。（
1494～1559年間歐洲法、西、德等幾個主要勢力在當時最富裕的義大利半島上短兵相接爭奪控制權，後世史學家稱為義大利戰爭）
這個家族曾產生4位教宗、12名佛羅斯統治者、7名托斯卡尼（Tuscany）大區（佛羅倫斯是托斯卡尼大區的首府）統治者（大公；Grand Duke）、2位法國皇后、和一些歐州王室成員。1737年第7代托斯卡尼統治者吉安･加斯托內･德･美第奇（Gian Gastone de' Medici）去世時没有繼承人，美第奇家族的直系家脈斷絕，他們統治佛羅倫斯地區300年的歷史告終。
也許是本身真的熱愛藝術，但藝術並不是自己生活中最優先的選擇而没有時間親自從事；也許是藉著贊助藝術發展來救贖或平衡自己在本業中的詭詐行為；也許是認為當代的文學與藝術家打破傳統束縛、自由而理性的思想與創新表現應予鼓勵，使勇敢創新的風氣幫助工商業發展、裨益民生；也許是希望藉著贊助來取得輿論界支持以擴大家族在各方面的影響力；也許是…，這個家族同時是文藝復興運動（這是後世給的名稱）在財務方面最重要的推手。他們委任菲利普･布魯內萊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重建聖羅倫佐教堂（Basilica of San Lorenzo）並繼續興築未完成的圓頂聖母百花大教堂（Florence Cathedral），陸續資助過費奇諾（Marsilio Ficino；將柏拉圖與其他希臘作家的著作翻譯為拉丁語）、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重新演繹畫作古代神話故事）、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雕塑家、畫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天文學家）…，創辦歐洲第一所美術學院。同時家族成員收購許多當代藝術家的作品以示支持；利奧十世（Pope Leo X；1475～1521）在教宗任內動用私財，加快聖彼得大教堂的工程進度，大量增加梵蒂岡藏書，使羅馬再度成為西方文化中心。美第奇家族最後一個直系繼承人安娜･瑪麗亞･路易薩･德･美第奇（Anna Maria Ludovica de Medici；1667～1743；上述第7代托斯卡尼統治者的姐姐）由於没有婚生子嗣，在1737年立約（有說臨終前）「將美第奇家族全部的收藏品贈予托斯卡尼大區政府，留在佛羅倫斯城，但與諸邦共享」，使這些人類遺產得以完整長存在佛羅倫斯的烏菲茲美術館（Uffizi Gallery）。
4. 威尼斯共和國
在別處，不同商業家族各自獨立打拼；在威尼斯，似乎所有工、商業組織都是威尼斯共和國這個大家族中的成員。
1202年威尼斯為適應日益增多之巨額支付所鑄造的格羅索銀幣（Venetian grosso）隨後成為義大利各城邦與中、西歐許多地區仿鑄的模型，一直流通到
16世紀。威尼斯也於1284年模仿佛羅倫斯的佛羅林金幣，鑄造發行了自己的杜卡（Ducat）金幣。威尼斯錢幣在地中海東岸廣泛流通並被仿鑄。
威尼斯格羅索銀幣（Venetian grosso）；1268～1275年間鑄造
〔左面是坐在寶座上的基督，右面是Lorenzo Tiepolo, Doge of Venice（左）從St. Mark手中接過一面旗子。Doge是威尼斯共和國經由貴族團選舉產生的總督稱謂；Lorenzo
Tiepolo在1268～1275間擔任此職務。聖馬可是威尼斯的守護神
〕
13～15世紀當佛羅倫斯、熱那亞、西耶那（Siena）等城邦的銀行家與商、工企業家們在歐洲大陸、英國、以及幾個地中海中的島嶼上展現能力時，威尼斯的銀行業規模不大，除了與建設海軍有關的工業和鑄幣工業外亦別無其他值得稱道的工業；從後代回顧，他們當時給自己的定位是：
–與十字軍合作，藉十字軍東征的力量壟斷地中海東岸地區與歐洲有關的商務
–與蒙古人合作，藉蒙古人於西征沿途對中亞、西亞、俄國、匈牙利地區各大
城市的殺戮，掃除那些城市中的貿易競爭對手
–在跨地中海連結南歐、西亞、北非的洲際貿易上建立壟斷地位
–為地中海東岸與埃及地區的馬木路克王朝（Mamluk Sultanate；1250～1517
；信奉伊斯蘭教）和蒙古帝國（1206～1259）提供銀行金融服務
–利用歐、亞、非洲各洲內對於金、銀之間交易價格的不同，進行跨洲的金、
銀幣材套利交易
–為蒙古帝國、馬木路克王朝與歐洲地區提供情報服務、中介奴隸買賣
–在14世紀前葉為教廷收取法國各地的拾一稅與奉獻，兌換後轉送到亞維儂（
Avignon）與羅馬，收取頗高的兌換與轉運費。在收給教廷的錢
未抵達亞維儂與羅馬前，提供貸款讓教廷預支。（教廷於法、德以外之
所有歐洲地區的收入由巴爾博銀行收轉）
由於教廷禁止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交易，教皇John XXII特別給予威尼斯與地中海東岸和埃及地區阿拉伯異教徒進行貿易的壟斷性特許權。威尼斯於13世紀末成為歐洲最繁榮的都市，從12世紀一直到1453年東羅馬帝國
敗亡前都擁有地中海的海上霸權。
各洲在金銀之間的兌價上，歐洲長年以來金價相對高，中東與亞、非地區銀價相對高，威尼斯商人便在共和國國家主導下大量收集歐洲（產自今德國、捷克
、匈牙利等地區）的銀，以20～30艘主要載運銀塊銀條銀幣的船隊，在海軍護衛下，每年兩個航次航向地中海東岸與埃及，主要換回金塊金條金幣〔來自蒙古人在中國與印度的掠奪、和非洲蘇丹（Sudan）與馬利（Mali）兩地的金礦
〕，賺取40%的兌差利潤。
威尼斯共和國可以說是全球第一個大規模從事跨洲（跨國）貨幣套利者，同時壟斷了從十字軍東征中後期到蒙古帝國到東羅馬帝國敗亡前全球金銀兩種幣材的總批發業務。
有研究顯示，在威尼斯共和國商人壟斷全球金銀交易總批發前期的1275～1325年間，若不計次級波動與小波動，歐洲的金價相對於銀價，從1：8穩定上漲到
1：15；或許因為後來威尼斯的黃金庫存過多，到1325～1345年間則持續回跌到1：9。在這兩段期間有關民生的大宗物資價格都曾出現劇烈的上漲與回跌波段。這不只是套利了，人為操控價格波動的痕跡明顯。（套利是自然而合理的商業行為，炒作商品價格不是）
從某個角度誇張一點說，那時候操控金銀交易、串連歐亞非三洲情報資訊流的威尼斯操控了全球的金融，佛羅倫斯、熱那亞、西耶那的銀行家們都是威尼斯的下游。
在1498年葡萄牙人開通印度航路，逐漸主導歐洲、非洲與東方的貿易後，威尼斯的洲際貿易霸權便逐漸衰落。
可以把14世紀視為資本主義明顯化、工商經營企業化、實體商品價格操作普遍化、貨幣等金融商品操作常態化在歐洲初步成型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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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紀交易利潤
實體產品貿易的年利潤率約3-4% （社會基本交易利潤率）
貼現的年利潤率約8-12%（＋金融利潤率）
商業貸款年利潤率約8-12%（＋金融利潤率）
滙票兌換年利潤率約12-16%（＋幣材價格與政情變動保險費率）
金銀幣材套利年利潤率約40%（＋訊息與壟斷利潤率；威尼斯操控）
君王公候貸款年利潤率約24-100%（戰爭貸款利潤最高，但風險最大）
上列利潤率只是示意，各時期會有頗大上下，借貸個案的情境與條件也會有很大差異。有古文件顯示威尼斯金融業者指示其船隊上的代理商，金銀交易的利潤至少要有8%，換算年率在16-20%之間；有研究依據威尼斯總督對十人議會的報告推估實現年利潤率為40%。
本文未能確定上列利潤率是否已扣除營業成本。
金融業的利潤率高於一般商業高於一般工農漁業是歷史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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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方塊中幾列數字和其他資料讓我們得以大概推估當時社會中財富分配的對比，以及各產業人均所得的對比。
實體財富的直接生產者是農漁民和工人大眾，商人做什麼？銀行家做什麼
？大小領主和騎士做什麼？教士主教教宗做什麼？君王又做什麼？報償（
所得）如何決定？為什麼這些職務的人均所得會有這麼大差異？人又是如何成為農漁民、工人、商人、銀行家、騎士、領主、教士、主教、教宗、君王的？社會是如何結構如何運作的？組織領導能力如何養成？如何在競爭中勝出？什麼樣的人生才是快樂的？什麼樣的社會能持續讓大多數人幸福？…？數千年來不斷有人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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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貨幣出現後利潤最高的似乎是鑄幣權。鑄幣權就是徵稅權，鑄幣者拿所鑄錢幣向交易對方徵稅；賣財貨給鑄幣者的商人其實是鑄幣者的包稅商。（本文並未探究中世紀時在金銀礦主–採礦–中間商–鑄幣廠–？？？這條供應鏈中各環節的交易價格分佈，和參與交易各方的成本結構）
利潤次高的可能是操作各種商品（實體商品、金融商品、○○商品）價格使它大幅波動的人。
在民主時代以前，君王、領主、騎士無疑是統治者，他們打仗，打什麼仗
？
大家很容易發現當大商人、大銀行家、商品價格操縱者出現後，人類社會比以前更加有趣了。大家也不難發現大商人、大銀行家、商品價格操縱者經常是一人分飾三角，威尼斯則扮演四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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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商人操控金銀幣材價格可能造成14世紀前葉的歐洲通貨過度緊縮與中國通貨過度膨脹（歐洲常用銀幣的幣材被掃走，金幣級別不同難以替代
；元朝雖全面推行紙幣，但大汗（皇帝）手上銀子很多，他會認為發行紙幣的儲備很多而過度發行），都對貿易與生產不利。所有商品價格的大幅波動都會降低民生福祉。
大銀行家和大商人為求取本身最大利益，常藉商品貿易壟斷權採取導致價格大幅波動的手段。有些研究表示從1290年代到1330年代，歐洲關鍵性物資的價格均曾大幅波動，威尼斯人造成歐洲經濟衰退。
也有研究認為蒙古人促成黑死病大流行。這個看法仍非史學界共識，本文不細述。
貿易有利於社會發展與民生福祉，但貿易壟斷權反是–這早已是大家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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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死病流行過後，歐洲掀起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運動。也許由於大家認為義大利商人與銀行家操縱商品與貨幣價格波動的行為很惡劣，15世紀前半期歐洲曾興起批判並驅逐義大利銀行家與商人的風潮。
因為道路與港口增加，交通較前方便許多等有利於大區域統一治理的形勢日益明顯，歐洲於15世紀中葉之後出現了國王逐步兼併領主土地，統一成君主專制之民族國家，並統一國家貨幣的發展趨勢。
1494年前後義大利半島上及其隣近地區的政權
大家雖然討厭義大利商人與銀行家，但商人與銀行家正常的功能是社會需要的
。時移勢轉，隨著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bsburg）在歐洲大陸政治勢力的擴張，16世紀時奧格斯堡（Augsburg）和紐倫堡（Nuremberg）的德國人取代了義大利人在金融界的地位。
。時移勢轉，隨著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bsburg）在歐洲大陸政治勢力的擴張，16世紀時奧格斯堡（Augsburg）和紐倫堡（Nuremberg）的德國人取代了義大利人在金融界的地位。
5. 富格爾家族（Fugger Family）
富格爾家族最初在德國南部奧格斯堡（Augsburg）從事紡織品生產，以及德國與義大利之間的紡織品貿易。1470年前後於威尼斯和紐倫堡（Nuremberg）設立紡織廠，1485年前後於因斯布魯克（Innsbruck；位於今奧地利西部）設立紡織廠。初期從地中海沿岸港口進口原棉（raw cotton），用騾子運到德國南北各紡織中心銷售；之後進口商品擴展到絲、草藥、胡椒、稀有食品、寶石等品項
，市場也擴展到全歐。
15世紀中後期與哈布斯堡王室（11世紀起家，12世紀中後葉～18世紀中葉歐洲最顯赫的政治家族。富格爾家族自1473年起供應王室最時髦的服飾並提供貸款
）及羅馬教廷（為教廷賣贖罪券與教會職務）等貴族巨室建立關係後，經由放款，1487年取得在提洛邦（Tirol；位於今奧地利和一小部份北義大利）開採銀礦和銅礦的權利、參與西利西亞（Silesia；位於今波蘭及一小部份捷克和德國
）採銅業務、1493年取得匈牙利銅礦所有權、1495年租得Neusohl（位於今捷克中部）的銅礦，成為當時歐洲銅業市場上幾乎獨佔的霸主。1520年租得西班牙東部Maestrazgo地區銀礦與水銀礦的開採權、1525年取得在西班牙阿爾馬登（Almaden；位於西班牙中部西南角）開採水銀與硃砂礦的權利。
家族購買船隊將內陸的銅等產品運往安特衛普（Antwerp；位於今荷蘭南部，
16世紀歐洲的貿易與金融中心）及其他荷蘭港口，部份經安特衛普轉運到葡萄牙的里斯本（Lisbon），再銷往印度。
富格爾家族於1505～1506間投資了葡萄牙成功往返印度的海洋貿易探險船隊（
葡萄牙國王指派Francisco de Almeida帶領22艘船進行），與國王分享豐富的利得。
自1473年與教廷建立聯繫後，通過富格爾公司在各地分公司間的訊息網絡，各地教會收入可以用富格爾公司匯票在富格爾各分公司兌現，免除長途運送錢幣之苦；1477年起富格爾家族便承擔從瑞典到羅馬之間教廷收入（拾一稅、捐獻
…）之匯集與轉送工作，也貸款給許多樞機主教（archbishop；有譯大主教）和教宗（富格爾公司派人隨侍教宗旅行，隨時供輸教宗所需現金）周轉。公司在1508～1524年間租得為教廷鑄幣的羅馬鑄幣廠，為4任教宗鑄造了66款硬幣
。
由於採礦需要龐大資金，1496年紅衣主教（Cardinal ）Melchior von Meckau個人秘密借錢給（或投資）富格爾公司150,000 guilders並收取利息，這違反了教會不得收取利息的規矩。到1509年Meckau在羅馬過世時富格爾公司無力償還債務，引起糾紛，使得當時的教宗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介入，最後和平解決。
除了持續資助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外，1519年富格爾家族組織若干商人一起貸放85萬弗羅林金幣（Florins）巨款（富格爾家族提供54.3萬）給西班牙查理五世（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孫子，其西班牙國王的稱號是卡洛斯一世，曾說在我的領土上太陽永不落下）賄賂選帝候，使查理五世擊敗法國國王贏得神聖羅馬帝國的帝位，換取投資歐洲各地利潤較高事業的許多特許權，並從事美洲貿易，在秘魯建立殖民區、開採美洲的貴金屬資源
…，可說完全取代了之前美第奇家族的政經權勢，在16世紀上半成為基督世界最有錢的家族。
請各地分公司視情況、定期、甚至每日將當地可能影響公司業務發展的消息，利用分公司間的傳驛網絡傳回總部供決策者或決策團隊參考，是一般大公司正常的做法；但富格爾公司會把消息編輯成富格爾日報發送各單位流通，讓許多同仁分享情報，這在當時是很先進的做法。
在宗教改革運動中富格爾家族銷售贖罪券（富格爾負責銷售與所收入錢幣之兌換轉運，可分得一半銷售收入）與教會官職、以及放高利貸的生意遭到Ulrich von Hutten（德意志人文主義者，著作若干對話形式的諷刺作品）和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宗教改革運動的領袖）之嚴厲抨擊，支持宗教改革的紐倫堡（Nuremberg）執政當局也準備阻止富格爾家族獨佔性事業的發展。富格爾公司為避罪於1511年捐出15,000弗羅林為貧苦市民興建救濟院，1514年在奧格斯堡（Augsburg）買地，1523年完成了52棟（每棟可住兩戶）救濟院住宅的興建
；這批住宅今天仍在使用中。
主導富格爾家族發展的最重人物是Jakob Fugger（1459～1525），他過世後繼承者在秘魯、智利、瑞典、挪威投入新的採礦等事業，並經營非洲與美洲間販賣黑奴的生意，在香料和匈牙利牛隻貿易上相當成功。
後來西班牙國勢衰落，大債務人國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Spain）於1559年宣告破產拒償債務（富格爾公司與其他銀行在與國王就債務降息並展期的協議中取得為西班牙軍隊提供軍需品，包括武器採購的壟斷權）；1560年又因為發明新的提煉法使中南美洲的白銀產量大增，導致歐洲物價大貶而資產大幅貶值，使富格爾家道中落。1607年西班牙國王腓力三世再度宣告破產拒償債務，富格爾公司撐到歐洲發生30年戰爭期間的1640年破產清算。
有研究顯示在1518～1572年間，富格爾提供給西班牙王室短期貸款的利率一般在10-16%之間，財政緊張時期會高漲至24-52%。同期間安特衛普交
易所（供商人們買賣匯票的場所）的融資利率在6.25-31.5%之間，交易所的錢顯然比較便宜，很多銀行家包括富格爾公司就從安特衛普和其他利率較低處借錢，轉手以較高利率放貸給王室。（當時商人間彼此借貸的利率在7-8%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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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的利率比前幾個世紀低了不少。也許為了規避社會上不喜歡銀行業的風氣和教會禁收利息的教條，富格爾的銀行業務並未使用銀行名稱，放貸資金也都是向各方「借入」的。富格爾公司可能並未從事零售性質的存貸匯業務（retail 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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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於1559年宣告破產拒償債務，使富格爾等德國銀行遭到沉重打擊後，歐洲的金融業由熱那亞（Genoa）幾個銀行家族取得主導地位，由於他們的經營模式與前述幾個家族類似，本文不再敘述。
在13世紀後期銀行業興起後，歐洲王室和大領主的統治模式轉型成政商共治：統治者向大銀行家（兼大工商企業家）借錢，甚至委託大銀行家為他們打理財政；同時將重要礦藏之開採以及重要商品之進、出口貿易的壟斷權交給債權人讓他們賺錢。就被壟斷的商品而言，這些壟斷者居於商品交易的關鍵位置，對於交易的品質、價格與數量有很大的影響力，其他有關商人都成為他們的供應商或中、下游。
即使在現代的民主國家中，雖然行政首長與議員都民選，但由於選舉花費甚巨，國家發展幾乎都仍由取得政權的政商集團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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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商共治集團中的大商人兼大銀行家在與君王合作時至少需要面對下列問題：
商人和銀行家皆希望在所有能賺錢的地方都做生意，所以會視情況放貸給許多君王和公候（大領主），於是在都是他們大債務人的兩國交戰、或兩個公候爭奪王位繼承權時就頭痛了，很難平安脫身；理論上可以中立或重押一邊，但操作起來千絲萬縷，並不輕鬆。在教會系統中情況類似。
從債權人角度看，王族們借錢常無節制，但借錢者往往還有自己的競爭者搶著放貸，不易週旋。在請君王還點錢時，君王會說已無法再向老百姓增稅，你要我還錢，我只好提高你的採礦權利金和商品進出口稅才有辦法還
，甚至要脅收回採礦與商品進出口的壟斷權…；若搞到君王翻臉會馬上引發自己公司的經營危機，競爭者趁機切入。
在開發中國家，譬如美第奇銀行時代的英國，本地商人會聯合起來發動輿論，向君王抗議為什麼大生意都交給外國商人壟斷…？抗爭者不是那麼容易擺平。
銀行家與商人一方面放貸給政、教權貴，一方面接受○○特許權、他們的存款或向他們借款。從某個角度看，也可以解釋為大家相互投資、共治、共同經營XX事業…，這就使借、貸、一起從事高風險投資（joint venture
）之間不易分得清楚了。不清楚便易起糾紛。
即使是全歐規模的大銀行家和大商人也很難和君王硬碰硬。雖然國王和大領主的軍隊經常是僱傭來的，忠誠度有限；但大商人們除了請幾小隊人身與財產護衛外，君王不允許、民情也不接受他們僱傭軍隊。君王找理由取消大商人的壟斷權、没收他們的財產比較容易；大商人要發動輿論、結合領主罷黜君王頗為困難。近代以前歷史上少有大商人出頭領導叛變或起義
，取得政權的例子。
大銀行家和大商人若捲入政治鬥爭，如果站對邊當然就中大獎，如果不幸站錯邊就很慘，或業務量大減、家道中落，或遭到逮捕下獄、没收財產等處分，甚至可能被處死。例子太多，無需本文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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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舉的幾個大銀行家族與君王合作，甚至將王國私有化的例子，在中世紀歐洲常見。他們與教皇之間的關係則相對單純。
本系列於之前「十一、戰爭（七）–1296～16世紀間歐洲的主要戰爭、與向東探索新天地」一文中已約略省視了歐洲銀行業勃發期間大環境的氣候。可以說在十字軍東征後，歐洲社會的發展轉折向上，中國社會則在同期間醖釀轉折向下的發展方向。我們獲得什麼教訓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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