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宗教
8.1 宗教哲理
人的盡頭、神的起頭。當人在物質或（與）精神生活上陷入困難遭受痛苦時
，便需要他人支持。一般宗教教義多以因果報應做為其理論架構的基礎之一
，以今生甚至前世的罪業或積德來合理化個人當前的遭遇，勸導眾生為今生與來世修行。修行的方法很多，可要之以在工作方面勤快，在生活方面節儉
、知足，在人際關係方面感恩、奉獻助人。宗教社群也會為蒙受苦難的教友提供友情慰籍與生活上實質的幫助。
人有生理、安全、被關愛尊重、發揮潛能不斷超越現狀的需要–性也。
人對於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種現象需要合理的解釋–性也。
為了替人類生活環境中所發生的各種現象都找到解釋，許多宗教都乾脆在教義中安排造物者或宇宙主宰的角色，有些宗教與神話故事還為天庭事務分工設職，封立諸神。（也許宇宙真有主宰，只是目前人類不知道祂在那裡？祂是否具有我們能了解的質量與形相？祂如何行為？祂又是如何產生的？…？
）
就歷史記載，古希臘神話中有許多性格與人相近而有趣的神祇，祂們固然有超人的能力，但並没有威嚴神聖到凡人只能趴地服從不得議論。在羅馬統治下，基督教開始於受壓迫的下層猶太民眾間迅速流傳時，是反對階級壓迫的
，大家相信救世主終將降臨。
在教育普及、科學昌明之前，一般說來，宗教的功能是解釋世界現象、教人怎麼生活；神職人員是人類生活的導師。從多神互動到一神至尊獨裁、從親切而也有弱點到威嚴且完美無缺，是神格變化的主流。
中國儒家為了安定人心與社會秩序所組織的一套理論體系，在實務上有類似宗教的功能，其內容與其他宗教的教義有相似處，顯著不同處在於不編造神話故事。儒家主張「…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不知生、焉知死
…不能事生、焉能事鬼…」。
儒家義理對人比較平等。知識比較豐富的老師不會自命為眾生與上帝間捨此無由的唯一橋樑，會說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在為了敦厚民心、安定社會秩序而主張禮事天地君親師的同時，也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民）如土芥、則臣（民）視君如寇仇…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
或許可以說儒家比較誠實，不會為達目的使用不誠實手段；也比較公平，不會在提高社會總體福祉時，使社會中不同族群間的福祉過度失衡。
8.2 宗教實務
西元一世紀前後，基督宗教陸續出現了幾位偉大的理論家與組織者，積極宣揚教義、推展教會網絡，不僅影響力大幅超越其他宗教，居然還奠定了能夠使教權長期與擁有軍隊之王權並立的基礎–羅馬公教會從西元33年第一任教宗聖多伯祿（Sanctus
Petrus）開始，到2015年第267任教宗方濟各（Papa
Franciscus），已綿延1982年不絕，是人類一脈相傳持續最久、且具有相當大規模的企業型組織。政府組織存在得更久，但民主時代以前的政府多以暴力殺伐手段改朝換代，本文不視之為一脈相傳。（為什麼羅馬公教會能夠一脈相傳這麼久而其它企業組織不能？）
政府領袖若獲得宗教領袖的支持，其統治可以在人民心中取得較高的正當性
，降低行政阻力；宗教領袖若獲得政治領袖的支持，不僅在傳教時可以減少掣肘，君王還會撥給領地，協助教會增加財物收入。政府領袖與宗教領袖的相處模式基本上是既相互扶持，又相互制衡；當然也難免由於相互鬥爭過度
，未能折衷而出現殘忍血腥場面，但近二千年來誰也没能消滅對方、或令對方百依百順。
宗教組織不蓄養武力，但在教權高張的十字軍東征年代例外–教廷曾直轄好幾個騎士團。本系列於第八篇戰爭（四）中有極簡單的敘述。
歐洲君王為了統一臣民的思想、規範臣民的行為，以維護社會秩序，常出現頒定國教、以武力傳教、規定被征服地區民眾一律信仰基督教的情況；例如歐洲法蘭克王國查理大帝時代（Charlemagne；西元742/04/02～814/01/
28，中國唐朝代宗前後）。
除了許多原因造成的版本文字差異外，即使文字相同，教徒們對聖經文義的解讀也可能不同，自然會出現許多對於教義與教會制度看法不同的教派爭執
。不只宗教，幾乎人類所有事務都在各種意見爭執中發展。
在識字者不多的時代，識字且見聞較廣者的地位頗高，似乎半人半神一樣；政府與教會在古時候都是高人一等的組織–他們統治人民。但經過十字軍多次長途東征，大量不識字的農民士兵眼界大開，見解與膽識自然隨之提高；之後隨著印刷術的推廣，教育逐漸普及，可以直接閱讀聖經、了解世界事物者愈來愈多。宗教中真誠的部份依然讓人感動信服，但有些神棍要假神唬人
、藉虛偽神話欺詐自利，其難度就大為提高。這時教會由於長期權大勢強而腐敗加重–政教關係糾葛、殘害異教徒、神職人員競逐金錢、生活奢糜、甚至出售贖罪券…，很自然的，以胡斯（Jan Hus）、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喀爾文（John Calvin）等人為代表的宗教改革運動風生水起，經過慘烈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本文將於17世紀～1914年間歐洲的主要戰爭一文中略述）後，教宗所支持之西班牙王國與神聖羅馬帝國等傳統天主教君王的聯盟無力維持宗教的大一統局面、以及藉宗教大一統局面所取得的政經社會利益，各國的宗教信仰更加朝自由化的方向發展。
不像歐洲由於實行封建制度，教權在許多封建領主間遊走結盟的空間比較大
。中國則從秦始皇在西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後基本上都是中央政權獨大，除非中央執政能力衰微，一般說來，從民間主流意識型態到競爭實務，都不易形成與中央政府平權的組織性力量。（羅馬共和國中央政府集權的程度比中國秦、漢、唐諸朝低得多）
在中國，類宗教思想系統的主流可能自漢武帝時期開始形成。當時各種治國理念紛爭，武帝遂於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召集天下著名學者入長安問策，之後大量任用儒生為官，形成傳統，儒家思想遂逐漸成為思想界主流。
隨著與境外貿易交流的發展，一般認為佛教在東漢明帝時（西元67年前後）傳入中國，基督宗教則於唐朝貞觀9年（西元635年）有進入中國傳教的確切記載。中國固然在秦始皇時發生過焚書坑儒的事件，之後也不斷發生因言語文字賈禍（文字獄–明、清兩朝較多）的事件，但没有發生過強迫別人信什麼教的大規模宗教戰爭。即使歷朝皇帝個人或若干大臣偏好持定宗教，捐資興建寺廟或教堂並協助傳教，但少有限制民間不涉政治的宗教信仰情事。在唐、宋、甚至於戰爭中殺戮平民甚眾的元朝，都有若干官方主辦宗教義理辯論的記載。
或許可以說只要完糧納稅不謀反，中國古時候的統治階層不像歐洲的統治階層那樣，連人民的靈魂都要管；中國人民的思想與靈魂是自由的。
歐洲因為政權與教權分立，導致政、教雙方都統治人民、都向人民徵稅，使得歐洲人民要同時供養兩個統治階層，生活壓力自然比中國人民重。
人類要在農業生產飽足、無需應付天災地變人禍、行有餘暇餘力時才可能談教育。一般說來，現有日常生活技能和社會管理技能的傳授與學習是學校的首要任務。當社會富裕後，學校裡追求各方面創新和發展的研究比例會增加
。
在可見的歷史記載中，歐洲在古希臘時代（西元前8世紀～西元前146年被羅馬征服）各城邦即實施全民基本教育，雅典與斯巴達兩地不同的教育方式（
本文略）常被後世拿來比較。知識豐富者常有許多學生追隨；蘇格拉底（約西元前469～前399年）、柏拉圖（約西元前427～前347年）、亞里斯多德（
西元前384～前322年）被後世當做古希臘時代知識界的代表。君王和富人會個別或合作興辦學校，像柏拉圖於公元前387年在雅典附近建立學院，教授算術、幾何學、天文學、聲學、體育、哲學…，許多人認為柏拉圖學院是歐洲大學的先驅；亞里斯多德也於西元前335年在雅典建立呂克昂學院（Lykeion
）。
歐洲在出現教會體系後，由於神職人員是神的使者，信徒有星期日聚會、繳納什一奉獻的習例甚至是法律，教育工作便「當然」由教會與修道院承擔，政府基本上不管。
當人類知識累積得比較多、研究領域也比較寬廣後，在比較富裕的社會中大學便自然興起。依照建立時間的順序，一般西方學者認為目前世界上最古老而且迄今弦歌不絕的十所大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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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魯因大學–University of Al-Karaouine
859年（唐宣宗大中13年）建立，位於北非摩洛哥非斯城（Fes, Morocco）。被金氐世界紀錄（Guinness World Records）認可為最古老的頒授學位大學，目前設有伊斯蘭法律、阿拉伯語文、神學與哲學等學院以及伊斯蘭研究所。
艾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
975年（宋太祖開寶8年）建立，位於埃及開羅。1961年以前是一所宗教專科大學，目前設有伊斯蘭原理、法學、商學、農學、工學等36所學院，以及一所女子學院。
波隆那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
1088年（北宋哲宗元祐3年）建立，位於義大利波隆那。被公認為歐洲大學之母，目前有11個學院、33個系。
薩拉曼卡大學–University of Salamanca
1134年（南宋高宗紹興4年）建立，位於西班牙薩拉曼卡省。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世（Alfonso X）於1254年授予大學名銜，教宗亞力山大四世（
Alexander IV）於1255年與阿方索十世聯合授予大學印章。該校目前有26個教學單位（6 Schools、16 Faculties、4 Associated Centres）。
巴黎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
1150～1160年（南宋高宗紹興20～30年）間建立，位於法國巴黎。1180年法皇路易七世授予大學稱號，1257年成為索邦學院（College of Sorbonne），之後逐漸發展成巴黎大學；1793年（清乾隆58年）由於拿破崙進行教育改革被撤銷，1896年恢復；1968年後被分拆為13所獨立大學。（拿破崙的教育改革頗有意義，本文不述）
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
1167年（南宋孝宗乾道3年）建立，位於英國牛津郡（Oxfordshire）。由1167年英王亨利二世禁止英國學生前往巴黎大學就讀後，從法國返英的師生在牛津原講學機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目前包括38所學院（
College）和6所由不同基督教派建立的私人永久學堂（Permanent Private Hall）。
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209年（南宋寧宗嘉定2年）建立，位於英國劍橋郡（Cambridgeshire）。1209年牛津鎮民與牛津大學師生發生衝突，一批牛津學者遷移到劍橋成立學者協會，逐漸發展成大學。目前包括31個學院（College）和6個學群（School）。
帕多瓦大學–University of Padua
1222年（南宋寧宗嘉定15年）建立，位於義大利水城威尼斯附近的帕多瓦市。目前有13個學院、65個系、3個研究所、25個研究中心。
那不勒斯費德里克二世大學–University of Naples
Federico II
1224年（南宋寧宗嘉定17年）建立，位於義大利那不勒斯（Naples）。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菲特烈二世（Federico II）於1224年建立，目前有13個學院。
錫耶納大學–University of Siena
1240年（南宋理宗嘉熙4年）建立，位於義大利托斯卡尼（Tuscany）大區。目前有15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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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十所古老大學中，北非有2所、義大利有4所、西班牙1所、法國1所、英國2所，反映了西元9～13世紀歐洲各地區文明發展的程度、與文明發展移動的軌跡。
不是所有掌握權勢者都會為了維持有利於自己的社會秩序而限制人民的思想與學術研究，像1158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就頒佈法令，規定大學作為研究場所享有獨立地位，不受任何權力干預。
當德國人約翰內斯·古騰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約在1400年前後所發明的鉛版活字印刷術，到1500年普及歐洲大大小小各商業中心，形成印刷產業後，人類知識累積與傳播的速度便進入新時代，規定全民就學（強制、普遍、基本上免費）的工廠式基本教育隨著逐漸水到渠成。
中國文獻中對於高等學府的傳說追述或現實記載大約有五帝時期虞舜以前的成均、虞舜時期的上庠、夏朝的東序、商朝的瞽宗、周朝的辟雍。戰國時期田齊國（戰國七雄之一）桓公（名田午；西元前400～前357年）於國都臨淄（位於今山東省淄博市）設置稷下學宮，招聚天下賢士，儒、道、法、名、兵、農、陰陽等百家之學會集，自由講學、著書論辯，到宣王（約西元前350～前301年）時稷下已人才濟濟，成為學術文化中心。
後世將老子（約西元前571～前471年）、孔子（西元前551～前479年）、孟子（西元前372～前289年）、荀子（西元前313～前238年）等人做為中國古代知識界的代表性人物。
中國統一後歷朝均於國都設立最高學府，漢朝稱太學、隋朝以後至清末稱國子監。唐朝國子監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書學、律學、算學6個學門，也接收外國留學生。各地方則設立郡學、州學、府學、縣學，出色的學生可以到太學深造。唐代以後各地出現官辦、民辦與官民合辦的書院，在後世比較著名的4大書院是：
石鼓書院（始建於810年–唐憲宗元和5年，位於今湖南省衡陽市）
嶽麓書院（始建於976年–北宋開寶9年，位於今湖南省長沙市）
白鹿洞書院（始建於940年–南唐昇元4年，位於今江西省九江市）
應天府書院（始建於1009年–北宋真宗大宗祥符2年，位於今河南省商丘市）
雖然中國自6世紀末葉開始逐漸成熟的科舉制度對於地方平民教育會有促進之功，但比較起來，從12世紀起，中國研究學問的風氣可能已經不如歐洲。歐洲當時列強之間劇烈的競爭對於學術研究可能有推動作用。
中國雖然大約在西元1040年前後的北宋仁宗時期，畢昇就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約在1154年銅字就被植印在鈔票上；約在1290年（元成宗大德2年）
，王禎改造出木版製活字與轉輪排字架，排印旌德縣誌100部，並在其所著農書之末附撰造活字印書法，系統地記述活字版印刷術…；比德國人古騰堡（
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發明鉛版活字印刷術要早了許久，但中國的印刷術經過800多年到清末都還没有普及全國形成產業。這是一個極不好的現象，顯示中國社會從宋朝末年開始已經出了大問題，束縛住創新發展的活力。
10. 人權
本文從教育、政制與政府選官制度、土地制度、奴隸制度、活人祭祀與活人殉葬、皇室的妃嬪與宦官制度、宗教、種族淨化等角度極簡略地檢視中國與歐洲歷來的人權。
教育、政制與政府選官制度
人類在教育普及以前，具有系統性知識的人口比例很低，這群人自然成為統治階級，其生活福祉比絕大多數人民高得多。
歐洲在5世紀末葉西羅馬帝國崩潰後到15世紀王權擴張前大體實施世襲的封建制度，只有皇室、貴族、政府與教會中階以上官員、騎士的子女才有機會受教育。上流社會自然彼此通婚，大家不會嫁娶圈外不識字者；於是階級亦世襲，社會階層流動率極低，只有極少數為大、小領主立有戰功或政功者得以分到封地，脫離庶民階層。
歐洲教會很早就遍及各地傳播福音、啟迪民智，理論上有機會使歐洲民眾普受教育。也許由於封建領主間私戰過度，農民長期處於不是耕作、服勞役、就是服兵役的狀態中；也許由於古代和中世紀教會對民眾灌輸的福音頗為專制封閉，其定於一尊的思想束縛了平民智慧的活潑發展；使得歐洲教育在文藝復興之前不如中國教育自由平等。
中國在秦朝之前同樣實施封建世襲制度，之後實施郡縣制。秦、漢時期政府官員之選拔初重察舉，雖輔以有罪連坐之法，但可想而知迅即弊端重生，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情況。之後加強試以策論–詢問應試者解決問題的方法。隋文帝於開皇7年（587年）開始以科舉考試取才，其制度至唐代初步完備；分學科分鄉試、府試州試、朝廷（尚書省或禮部）省試、最後由皇帝殿試，逐級而上；及第後由吏部銓選授官。宋代更大幅提升考試的公平性，不論財富、聲望、年齡都可應考，偏遠地方的考生更給予路費；許多大臣的子孫都未能考上科舉。科舉制度對中國社會文化產生很大影響，寒門子弟只要努力都有機會為官，出人頭地，也使讀書人在社會中形成士大夫階層
。中國社會上下階層的流動性在15世紀前比歐洲大得多，而且流動的方法比歐洲斯文得多–在歐洲多靠戰場上的戰功。可說中國社會在15世紀前比歐洲社會文明。（科舉制度於1905年廢除）
土地制度與奴隸制度
在農業時代土地為財富之母；限於時間，本文不敘述土地制度的演變。極為概約地說，中國在封建時代一樣有奴隸制度，但在大一統後農民大多為自由農；到唐朝中葉以後由於土地兼併情況嚴重，佃農比例大為增加。佃農雖然長期受地主剝削，豐年生活也僅溫飽而積蓄不多，但還不致於淪為像畜牲一樣被役使、買賣的奴隸。
奴隸制度在歐洲存在的時間很長，封建制度下的農民多為隸農，農閒時勞役甚多，尤其領主間私戰頻仍，農民兵經常面對死亡威脅，其人權不如中國農民。到十字軍東征時期，自由農的數量逐漸增加。到商業逐漸興盛起來，市民中產階級逐漸形成、教育逐漸普及後，人權情況隨著逐漸改善。
活人祭祀與活人殉葬
許多文化在比較原始的階段常有以活人祭祀的情況，中國未能例外。中國早期在天子、將軍、大夫（高官）階層還有歐洲没有的活人殉葬制度，尤其是為天子陪葬的人數頗多，很野蠻殘忍；到春秋時期慢慢改用人俑代替。雖然也有幾位皇帝（像漢武帝、明英宗、明憲宗、清康熙皇帝）明文禁止殉葬，但仍禁而不能絕，繼續發生，一直到1940年代都還有殉葬的報導。民間雖亦有妻妾殉夫、奴僕殉主情事，但並未流行。
活人殉葬顯示了中國古代皇帝與貴族不把人當人的一面，這一面史實使中國以往可以說比歐洲好的人權記錄蒙羞。
中國皇室的妃嬪與宦官制度同樣不是尊重人權的表現。也許因為基督教主張一夫一妻制，歐洲在西羅馬帝國解體後，即使在中古世紀這個被史家稱為黑暗時代的階段，王室都没有出現大量妃嬪與宦官的體例。
（在北非和西亞、南亞等近東地區，像古埃及、古希臘、波斯帝國、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的東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印度諸王國的王室都有妃嬪和宦官制度）
中國「天子」家裡的妃嬪與宦官制度、活人殉葬制度，與儒家仁民愛物的主張形成極為強烈的對照。
宗教
歐洲没有活人殉葬制度，但在12至16世紀間遭到宗教異端裁判所判刑者可能超過百萬人，其審訊過程甚為殘忍，被火刑處死者超過10萬人。一般歷史研究者認為在獵巫運動中被殘害的巫師（多為女巫）亦數以萬計。這也是不把人當人的行為。
中世紀基督宗教在歐洲極為強勢，強迫戰敗地區居民改信基督教，不從者死是常態。中國很少發生強迫推行宗教信仰的事，從來没有大規模的宗教戰爭
。
種族純淨化
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殘害人權罪行，是由希特勒領導的德國納粹黨為了強健德國民族等原因所犯下，他們從1939年開始有計畫的殺害殘疾人與心理疾病患者，在1941～1945年間殺害了約600萬猶太人，没收他們的財產。距今未遠，歷史記載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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