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在清朝後期跌落懸崖，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本系列認為中國與歐洲文明發展的內在動力，自13、14世紀間（歐洲十字軍時代後期、中國明朝）已出現歐洲上昇、中國下降的方向性轉折。在清朝初年中國又出現翻轉向上的機會，但中華民族的精英們在清初的黃金年代中再度做了錯誤的方向性抉擇。因此本系列對清初前後的事多用了點篇幅來記錄我們的反省；當然我們不會認為自己反省的論點是真理。
在反省人類歷史時，若只思考許多大小政權單位之間如何為了爭權奪利相互砍殺，而對於與人們每天能不能吃飽飯直接有關的360行、以及大家日常如何生活卻無一語涉及，那真是太顛倒也太天空了！
本系列準備用五篇短文簡單反省白銀帝國在商業、農業、手工業、醫藥、貨幣、稅制、城市、宗教、文化與教育等方面的情況。五篇短文的涵蓋面這麼廣，當然內容就極為膚淺了。雖然自知膚淺，但既然做比較全面的反省，這些項目不能省略。
一般人常會直覺中央集權國家的老百姓會恆被管得很死，其實未必。中國行郡縣制後治理社會的能量主要發自皇帝與中央政府各部門，到地方時主要發自縣令與縣衙官僚；在皇帝和縣令之間還會有變動不定的1～3個階層，但皇帝和縣令通常最重要。基本上各級官員是領俸祿的，縣民的土地不屬於縣令
。歐洲在封建時代土地基本上屬於各級受封的領主，自由農比例不高；人民不只受領主管，同時還受教會管；而且眾多平行或上下級大小領主間由於利益糾葛爭戰頻繁。於是土地私有、自由較多、私戰較少…，使中國社會在農漁業、手工業、礦業、職業分工、人口集中化、商業資本累積、教育、法制
、人文等各方面之發展，其領先歐洲的程度從漢朝開始持續擴大，直到13、14世紀出現趨勢翻轉。
一、商業與富商
中國自有信史以來，富商的故事即不絕於書。范蠡（約西元前536～約前448年）有「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夏季服裝用的細布）、旱則資舟、水則資車
，以待乏也；勸農桑、務積穀；穀賤傷農，穀貴則農、商以外之百姓俱傷（
本文更動穀貴一節原文字）；務完物、無息幣，平糶（賣）各物，關市不乏
，治國之道也」等理論與實務。戰國時代衛國富商呂不韋（約西元前290～前235年）能夠影響秦國膝下無子的太子夫婦，收養其所推薦的秦國宗室孫為子嗣，該嗣子即位秦王後任呂不韋為相國…。大約成書於西元前91年的史記中有貨殖列傳，記述幾位在商業、手工業，以及農、牧、漁、採礦、冶煉等行業中傑出的人物。就史書記載看，在春秋戰國時代，也許更早就有不少富可敵國的商人，而且經營各行各業以致大、中、小富者不可勝數。〔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到「…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
能夠致富的商人大多很有能力，而政（擁有武力）商之間能力互補、相互拉抬、形成集團、共謀發展是很自然的事。從很古的時候開始，只要是稍微大一點的國家內，就不會只有一組政商集團；集權國家亦然，只是存在的型態比較隱晦。
在中國歷史上，宋朝（960～1279年）是繼春秋戰國（西元前770～前221年）之後，又一個政府管制比較鬆、老百姓自由程度比較高的時期；而創意與能量總在自由激盪中發皇與演變。因此在這兩個時期，中國社會的文明在許多方面都有比較大的發展。
宋朝雖然不像春秋戰國時期那樣，有許多國君刻意鼓勵創新，但基本上比較没有為了過度求穩定而刻意壓抑文人、技士與商人的活力，而且還順應社會發展需求研訂了不少行政法、民法與商法，讓日益增多的各方爭執能有通用法則可據以裁斷。
明朝想由政府壟斷外洋貿易並不表示明朝皇帝抑商到了仇商反商的程度。1371年（洪武4年）明太祖以鹽的特許轉運與銷售權，交換商人將米糧等軍需用品籌運至北方邊防部隊的倉庫（商人將米糧運至邊倉繳交，換取兌鹽憑証–鹽引，憑鹽引至指定鹽場領鹽，再自行將鹽運到指定地區銷售。因為從稻米盛產地購糧運至邊地的運輸費用很高，後來演變成鹽商僱人到邊疆屯墾，就近納糧換取鹽引的辦法，稱為商屯），由此發展出一批山西鹽商，形成山西鹽幫。
1492年（明孝宗弘治5年），隨著白銀逐漸成為中國的本位貨幣，朝廷准許鹽商用白銀換鹽引，邊防部隊在駐防地區用白銀購買米糧及其他軍需用品；商業運作逐漸再度倚賴貨幣（之前失敗過好幾次）做為結算工具，更形靈活。由於徽州（今安徽省黃山市；其從商人口在茶業、木業、典當業本就頗有勢力）位近江南人口密集地區，離當時中國最大的兩淮鹽場也比山西近得多，許多徽商便把握機會用白銀換鹽引而販鹽致富。鹽商多兼營米商，藉著高獲利率迅速累積資本後，再牽帶宗族鄉黨經營陶瓷、絲綢、鐵器、木棉、竹木
、五穀等生意，遂成徽幫。有研究稱乾隆皇帝一生6次南巡揚州，每次都由徽商江春負責操辦接駕；乾隆、嘉慶時期朝廷賑災、用兵，徽商也捐輸最多，前後超過2,100萬兩銀子；即使羊毛鐵是出在羊身上，也頗顯氣概與本事。
明朝時許多閩粵民間商人為突破海禁並抵制海盜，組織多股武裝海商集團。最後獨佔市場的鄭芝龍、鄭成功集團有山5商＋海5商（在大陸上有金、木、水、火、土5大批發商，以杭州為集散中心，採購瓷器、絲綢、綾、絲、紗、藥材、茶葉等外銷商品，並反向內銷舶來品。在海上有仁、義、禮、智、信5支船隊，以廈門為基地，行駛於中國與日本、朝鮮、琉球、台灣、菲律賓、印尼及中南半島諸國之間，運銷中國出口商品、購運中國進口商品，兼營客運、人力仲介、令旗出租、收稅等業務），構成堪稱完善的跨國商務兼情報通路系統。
二、商品的配銷通路
在元朝期間，宋朝時發達的民間（手）工業幾全被政府收歸官營，到了明朝
，除火器等少數項目外均再度逐步恢復民營，清朝亦然。產業私有化所引發的自由競爭，使得生產效率提高，各種商品的產量大增，交易隨之蓬勃，商業與各種商品在中國境內的長途運輸更為發達，金融業（當鋪、錢莊、票號
）也在各通渠要地枝開葉茂…
在人力與獸力運輸的時代，商品收集和配銷通路的階層很多。在1980年代台灣電子、體育用品等產業到歐洲設立公司開拓市場時，就知道當時歐洲大型連鎖量販店雖已興起，但一般進口商品從（泛歐、特定國家或地區）進口商→大盤→中盤→小盤→零售店面的配銷通路基本上仍有4到5個階層；當時歐洲鄉村和台灣鄉村一樣都仍有定期趕集（流動性商品百貨市場）的情況。
古時候商人或商隊被劫殺的事件當然很多，明朝中葉政府無力全面維安的情況日趨嚴重，民間遂興起鏢局（類似今日的保全公司）行業，逐漸盛行於各大城市。到了清朝不只金融業，連地方官上繳的餉銀都找鏢局運送，進一步發展到為金融機構與豪貴之家看門護院。到民國初年以後，一方面各縣、鄉常設有保安自衛組織，一方面在各地打著軍閥旗號的游擊武力甚多，鏢局無力與他們較量；一方面公路、鐵路大眾運輸也日漸發達，鏢局生意就沒落了
。但即使在1980、1990年代，中國大陸各地仍常發生盜匪刼殺商旅甚至商旅隊伍的案件，只是政府不許新聞報導。
三、商幫、會館與政商關係
愈古時候地域觀念（同宗同鄉同學同○…人士互相援引照顧，肥水不落外人田）自然愈深。許多研究者以明清商人所出身的地域來歸類，有五大、六大
、十大商幫等說法，像晋（山西）商、徽商、潮商（廣東潮州、汕頭、揭陽等地區出身的商人，在家鄉多濱海而居、依海為生，於中國外洋貿易興起時在海商引導支持下渡海求財，在海外致富）、粵商（廣義的粵商包括廣東幫
、潮州幫、客家幫、海陸豐幫等；狹義的粵商指清代統攬廣州港進出口業務的十三行，有的研究者將位於廣州各行業之公會力量也包括進來）、蘇商（
原本活動區域在蘇州、無錫、常州一帶，南北要道京杭大運河貫通全境，主要經營糧食、絲綢、棉布、茶葉等生意，鴉片戰爭後抓住時代變遷的機遇，毅然轉型將資本投入上海，在金融等業舉足輕重）、浙商（中國近代浙江籍商人的總稱，主要包括寧波、龍游–金華、麗水、衢州、温州、義烏等地）等。1980年代起中國大陸有勢力龐大的台商、港商、外商。
在大都市中商人雲集，來自不同地域的同鄉商人會自然集資興建館舍做為聚會場所，大家在此互敘離情、互通故鄉消息與各地商情、協調規避同鄉競爭
、聯合一氣對外競爭…
做生意本就接觸面比一般人廣得多，需要與各方合作。古時候法律經常不足甚至失能，而大生意覬覦者眾，没有官方提供「特別」保護行嗎？經營政府特許生意的商人尤其需要官商一體。每一個大商人、大商幫拉起來都有串串籃籃綿密的政商關係網絡。在經濟成長階段商業多有厚利，許多官員接受感恩回饋（俗稱孝敬，常為有權官員的主要收入）、或把自己的積蓄存在私人錢莊生息、或隱名借名與商人合資什麼生意、或在某些生意中插乾股、或委託商人為其積蓄進行財富管理、或…
四、商品稅
在經濟成長時期商人自然會賺取大量財富，同時從商者大量出現。以古代的稅項稽征能力，政府怎麼向遊動的商人收稅？本系列擬在下下篇短文中就稅制進行簡單的反省。
五、商人與移民
鄭和下西洋時在滿勒加（今麻六甲）建設周轉大倉庫、在印度古里等船隊沿途停駐地點派有處理相關業務的留駐人員…，以前以後稍有實力的海商都這麼做，只是規模不同。留駐人員不能過於勢單力孤，都會從故鄉招徠願意到異鄉冒險者前來一起屯墾並做生意，於是隨著貿易量擴張，閩粵同胞移民日本、東南亞各地者日眾。
當年荷蘭人為了在澎湖、台灣建設城堡，生產糧食並蓄養牲畜，便到閩粵沿海地區招募，甚至擄掠人口當差。鄭成功、鄭經在台灣建立漢人政權後更是極力引進大陸沿海地區民眾到台灣發展，台灣遂迅速成為大陸同胞數量最眾的移民地。
六、商品供需不易調控
商人、商幫的興起與資本的累積、流動，和商人們在做生意時與各方面的合作及競爭，一方面帶動了中國的繁榮發展，另一方面也連帶引起土地兼併嚴重、佃戶大幅增加、貧富懸殊〔唐朝詩人杜甫（712～770）曾有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的知名詩句〕、商品供需失調（庫存要嗎不足，要嗎過多…）
、經濟景氣循環波動、貨幣擴張與緊縮輪替出現、官員貪腐、政風敗壞、黑幫橫行、社會秩序不寧等讓人不舒服、甚至痛苦的後遺症。於是大家看到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樓起樓塌、治亂循環、朝代興替…
除了氣候等天災因素外，經濟景氣循環波動、貨幣擴張與緊縮輪替出現、…
，和商品供需失調（庫存要嗎不足，要嗎過多…）…之間有直接關係，互為因果。這個課題非三言兩語能討論清楚，本文僅提話頭。
七、商人的社會地位
錢多影響力和地位就高，有權無錢人生的生活品質與安全感何來？隨著商業發展，明代中後期棄儒從商、亦賈亦儒的現象增多，介紹貿易路徑沿途的交通、習俗及商品行情等與商業有關的實用書籍也增多。由於商業發達，具特色之各地商品運銷他處的情況也增多，出現區域分工的現象。
與其他產業的從業同胞相較，商人特別需要在人際關係上機伶，也就是對人見風轉舵。他們向供應方買貨，然後賣給需求方。今天供應（生產）方都不易知道消費方的情況、消費方更不易知道生產方的情況，何況古時候。但居間的商人對兩頭都比較清楚，很自然的會壓低買價、抬高售價，剝削兩頭圖利自己。只不過把貨從甲地搬到乙地，便經常能在供需網絡中獲得比其他有關各方更高的利益；借錢給別人時則收取盡可能高的利息…。這種品性與行為在社會，尤其在農業社會中自然容易被所有消費者討厭，甚至憎恨。
中國商人族群的命運算不錯，歷代皇帝和縣太爺們缺錢時雖然都會找商人要
，當商人勢力過大時都會找罪名整肅一下，但少有濫殺商人「族群」取財的歷史記錄。歐洲以往最主要的商人族群–猶太人的命運就比其中國同行慘太多了。天下太平時生活比一般人好，但只要經濟一衰退、社會一動亂，猶太人便成為代罪羔羊、獵巫洩恨的對象，常成群被劫殺。在上個世紀碰到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時最慘，被殺600萬人，幾乎滅族。希特勒為合理化其行為、鼓動追隨者，自有其一套言之似乎成理、迎合時代需求、頗具說服力的理論
。以後見之明看，聰明的猶太人只要一計算強悍而且頗有能力的希特勒要在短時間內實現其偉大抱負需要多少錢，便應提高警覺，當苗頭一不對就該立刻變賣所有財產跑路了。
人非全知全能，當然所有抉擇都有錯誤風險。當1978年美國宣佈與中華民國斷交、廢止中美協防條約、並自台灣撤軍時就立刻變賣所有財產跑路的台灣同胞，後來都知道犯了天大的錯誤–賣房子所得價款，後來買不回那戶房子的厠所–之後20年台灣經濟成長率與房地產價格的漲幅，遠高於跑路者們投奔的那些國家。還有也許誇張的傳言說，當時王○○反向操作、低價接手的股票多到要用卡車載運，在股價上漲後賺了一海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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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後：
早期手工業者基本上賺工錢，商人則除了工錢外真正賺的是操縱商品價格的大錢。現代由於交通與資訊發達，愈來愈多工業家自行處理其產品的行銷循環。（本文認為春秋時范蠡經商的做法對社會有利，不算惡質的操縱商品價格）
在近代西方有關商業發展與競爭的研究頗多，經濟學以此奠基，自然發展出完全競爭、獨占性競爭、寡占性競爭、完全獨占市場、產品生命周期等等商場爭戰與演變的理論。之後政治、外交、社會、社工、心理等等學術受經濟與工、商業研究的影響頗大。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研究一下為什麼鄭和經營外洋貿易，據說每次出航都虧本，而鄭芝龍卻日進斗金？明成祖何許人也，為什麼在有生之年會持續支持大船隊遠航的虧本生意而無悔？為什麼鄭和七次遠航的航行記錄與貿易帳冊會自兵部檔案庫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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