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三、戰爭（廿九）–白銀帝國的稅制（五之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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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銀自然成為中國的主要貨幣
宋、元、明三朝政府推行紙幣都失敗
雖然在秦朝中國就已經有國定鑄幣，但隨著生產與貿易活動之發展，可能從唐朝中葉開始，中國就有貨幣不足的壓力。宋朝於11世紀初在部份地區發行紙幣，元朝和明朝都在全國推行紙幣。今天看來，在貨幣數位化之前
，紙幣是合理的貨幣形式，但三個朝代最後都因為過量發行，引起惡性通貨膨脹，使民眾對紙幣失去信心而失敗。（元朝與明朝都曾為了全面推行紙鈔而禁用金銀，但都因紙幣失能而無法久禁）
由於徵稅，各朝對於全國各地區糧食布帛的生產量可以說每年都進行統計
，或可從稅收和稅率推算；統計數字即使離正確頗遠，應仍頗具參考價值
。但中國在流通紙幣的550年間（約1023～約1573，不計清朝時間很短、數量很少的失敗發行；本系列廿二、戰爭（十八）–白銀帝國的貨幣一文有極簡略敘述）居然没有庚續研究出流傳後世的貨幣理論；在商品生產和貿易行為已經發達到相當程度後也没有研究出流傳後世的經濟、貿易理論
，令人詫異。中國人的研究精神和研究能力似乎已經遠不如春秋戰國時代
，導致思考能力與知識弱化，這是個極嚴重的問題，為何如此？
通過外銷與外商金銀套利使白銀持續流入
中國的產品從漢朝開始就很受外國歡迎，可能由於中國同胞持續比競爭者努力，中國產品越來越受歡迎。由於日本白銀產量大，早年中國通過生絲
、絲織品、瓷器、銅錢等商品的外銷，自日本換入較大量白銀；也自中亞
、西亞、歐洲等地換入若干白銀。
本系列曾於「廿五、戰爭（廿一）–歐洲近代以前的貨幣與銀行（四之二
）」一文內威尼斯共和國一節中，提及金、銀幣材套利交易使得中歐等地區所生產之白銀，非以貨幣而以商品形式（金、銀互易）流入中國，而黃金流出中國。由於中國對貨幣–白銀的需求量很大，中國境內銀兌金的價格（銀比較貴）持續比其他國家（銀比較便宜）高，這種套利一直進行到英國白銀非貨幣化的1774年（清高宗乾隆39年）前後，中國的銀，金兌價才大致與國外拉平。
歐洲人串起環球航線後，中國商品外銷量大增，白銀持續大量流入
․葡萄牙人於1510年於印度果阿（Goa）建立殖民地、1511年於麻六甲建立殖民地、1514年能在廣州港外的近海上與中國人自由貿易、1534年能以澳門做為穩定的貿易停駐地，穩定的串起了澳門↹麻六甲↹果阿↹里斯本的航線。
․西班牙人在1520年建立西班牙塞爾維亞港↹古巴與墨西哥、和西班牙塞爾維亞港↹哥倫比亞與與巴拿馬兩條航線的定期船隊，並武裝護航（有說1566年起武裝護航）。
․葡萄牙人於1545年建立澳門↹日本長崎航線進行中、日商品貿易。
․西班牙人於1565年在菲律賓宿霧建立殖民地；1567年中國解除海禁，開放福建月港通商；1571年西班牙人建馬尼拉城，中國月港↹菲律賓馬尼拉↹中美洲墨西哥西岸阿卡普爾科（Acapulco）港之航線通航。
․葡萄牙人在1580年葡萄牙併入西班牙後開設澳門↹馬尼拉航線。
可以說環球貿易於1571年誕生，以白銀為結算貨幣，開啟了人類商品、人員、資本、文化全球交流的時代。從另一個角度看，在人類遠洋海運能力提升的環境中，歐、中、日、美幾個市場對白銀、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這些商品供需的不均衡，成為促成全球貿易發展的動力。
在馬尼拉大帆船貿易開通後，有研究表示中國絲織品價格在墨西市場上是西班牙同類產品的1/3、在秘魯是1/9、在東南亞是荷蘭同類產品的1/3、在歐洲是歐洲產品的1/4～1/3；麻織品價格在墨西哥市場上是歐洲同類品的1/8、鐵釘價格在菲律賓市場上是西班牙產品的1/4…。162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有採購一批來自台灣的生絲，運到歐洲市場銷售後毛利率為320%的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產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數量最大的是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由於歐洲受中國歡迎的產品不多，歐洲進口商幾乎都以白銀給付貨款。（引用自陳昆先生明朝中後期世界白銀為何大量流入中國一文）
白銀自然成為中國的主要貨幣
隨著國際貿易出超日增，國內白銀總數持續增加，有研究表示到嘉靖（
1522～1566）中期，民間商品不論大小，其價格多已自銅錢改為銀兩表示
。這顯示白銀已成為主要貨幣，但也顯示存在可觀的通貨膨脹。（有學者研究元代至明初小說與戲曲的敘事，歸納出生活中銀、錢、鈔均可做為貨幣使用，而以白銀為主的結論）
隆慶開關〔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中國宣佈解除海禁，開放月港，除日本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後中國商品通過馬尼拉大帆船運往墨西哥，美洲白銀更源源不斷流入中國，中國成為全世界白銀進口量最大的國家。但民間日常生活中的小額交易仍使用銅錢，尤其是離東南部較遠（北方、西北方、西部西南部邊境），所得較低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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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徵收實物稅與簽發人丁徭役在作業和運輸上都很麻煩，於是當貨幣逐漸普及，以貨幣計價交易逐漸取代以物易物到相當程度後，政府在徵稅和徵徭役時以金錢替代實物和人丁是自然發展。
田賦折銀
明太祖在洪武9年（1376年）就令民以銀、鈔、錢、絹代輸當年租稅，但交銀的不多。田賦折銀的發展是漸進的；首先物產之運輸流通、儲蓄、和交易數量得發展到一定程度，否則有錢也買不到東西；其次銀錠的流通數量必需多到一定程度，否則無銀可折。
一開始是繳送給內承運庫［內庫（國庫）之一，存放緞匹、金銀、寶玉、齒角類物品，由戶部管理。但後來演變成皇帝在國庫之外自己的小金庫］的實物先折成金花銀（一種中國早期自鑄的銀錠）交納，做為折放武官月俸和皇帝賞賜等御用。到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年）開始將南直棣、浙江、湖廣、江西等糧產富饒而不通舟楫處的稅糧折銀（金花銀）或折布絹徵收，解京充俸，去除運糧之苦。之後要求各項稅收盡量收銀，交銀的越來越多。
經成化、弘治到嘉靖（1522～1566）年間，江南地區的官田和民田已普遍徵收金花銀。由於當時銀錠多為民間鑄造，在田賦折銀更加普及後，政府便規定各州縣起解成錠（不得起解碎銀）進京庫。成錠上銘記地點、時間、用途
、重量、銀匠、監鑄官員、押運官員名字，以50兩大錠為主，稱為折糧銀錠
。各地所打造折糧銀錠的銘稱除金花銀外，還有京庫銀、京庫米銀、征完解京府銀、京銀、京折銀等。
這個政策使白銀大量流入皇帝內庫和國庫，產生皇帝和中央政府先吸納當時仍供給不足而日漸走紅之貴金屬貨幣的效果。
官祿折銀
本文不敘述明朝官祿變化的細節，簡單說：在明太祖時期所有折糧的銀子都解到京城（南京），優先供武臣俸祿，這個做法一直持續。自明憲宗成化16年（1480年）起，部份官俸折銀給付，至明神宗萬曆9年（1581年）官俸支付完全白銀化。皇室宗族由地方財政供應的歲供（祿米…）當然也都隨著官俸白銀化了。
一條鞭法
在商品經濟日益發達、白銀流通量日益增加的社會環境中，東南部一些白銀流通量較大地方的政府為了簡化稅政，便陸續在主動上奏奉准後實施徭役折銀和田賦折銀的辦法，譬如：
–明英宗正統初年（1436年）江西以縣境依田產與丁口查編戶口冊，大戶富戶編排在前，負擔重役，小戶貧戶編排在後，負擔輕役，稱為虎頭鼠尾冊；由縣衙取代里甲簽發差役，市民商賈專供銀差。
–明憲宗成化（1465～1487）年間福建實施十段錦冊法，將一州一縣應役丁糧分作10段，每段丁糧（田）大致相等。一州一縣之均徭里甲等役逐年按段編派，此段有餘則留供下段，此段不足則從下段補足，每10年一輪。
–明憲宗成化（1465～1487）年間廣東進行里甲正役改革，編戶除繼續編派雜役外，正役部份丁每人出錢500文，田一畝出錢15文，10年一次，供應地方衙門的日常雜泛開支（祭祀、科舉、撫恤…），謂之均平銀，亦稱甲首銀。既出此錢，甲首歸農，只留里長在役，辦理追征勾攝等公事。
–明武宗正德15年（1520年）福建行綱銀法，將全縣代役歲費分為正、雜兩綱（部份），依丁四糧六之比例分派銀兩，繳於官府。
–…
上述做法都有成效並獲民眾好評，於是倣效改良之風起，實行的地方愈來愈多，但都不涉及地方豪強勢家結合貪腐官吏，抗拒力量很強的清丈土地。
嘉靖9年（1530年）戶部尚書梁材根據桂萼的建議，主張「合將十甲丁糧總於一里，各里丁糧總於一州一縣，各州縣丁糧總於一府，各府丁糧總於一布政司。而布政司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內量除優免之數，每糧一石編銀若干，每丁審銀若干，斟酌繁簡，通融科派，造定冊籍，行令各府州縣永為遵行」，強調清丈土地是真正改革的前提；但皇帝並未頒行敕令。次年御史傅漢臣將此法稱為一條編法，再度上奏鼓吹。
之後不少地方都試行了一條編（或稱一條鞭）法，甚至進行清丈土地的工作
。譬如明世宗嘉靖16年（1537年）應天府履畝丈田，劃定等則後將一切應徵稅項都併入秋糧，按畝攤徵，並以田（不按戶）定役（征一法、均輸法）。但因阻力頗大，忽行忽止，没能普遍推行。有幾處不碰清丈土地，只將稅糧與徭役折銀繳納的稅務改良都能順利進行。
明穆宗隆慶2年（1568年）江西先在2個縣試行一條鞭法，取得經驗進行修正後，於隆慶3、4年遍行於江西72縣。
張居正先生於萬曆初年得到朝廷信任，擔任首輔，開源節流。他在觀察各地試行一條鞭法之結果後認為利多弊少，可能也研判基層農民反壓迫的潛勢（
小民變日多）來到臨界點，足與豪強勢家的力量相抗衡，於萬曆6年（1578年）得到明神宗（太后輔政）准許後下令清丈全國土地，清查溢繳與脫漏，限3年完成。結果田畝總數達7,013,976頃，比明孝宗弘治15年（1502年）的徵稅田畝總額4,228,058頃多出278萬多頃［地方官難免有溢額邀功的情況，但還是比洪武26年（1393年）的8,507,623頃少］。接著於萬曆9年（1581年）將各州縣之田賦、徭役及其他雜徵總為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稱為一條鞭法，鼓勵（未強迫）全國推行。因為各地具體情況不同，一條鞭法在各地的施行情況也不一樣，但都朝幾個要旨演變：
一、賦、役合併，以田畝為稅基，無田地者無田賦也無力役
二、用銀折納稅糧
三、從民收民解税糧改為官收官解税銀
四、夏、秋兩稅合併，里甲在稅、役方面的工作改為每年催稅一次
五、差役由官府僱人勞作
這個做法大幅減化了稅政和役政，官民兩便，加上考成法〔六部（吏、戶、禮、兵、刑、工–中央行政分工）、都察院（與六部平行，監察中央與地方政府行政）各自將所屬官員的待辦事項訂立期限，登入賬簿（To Do List），一式3份，一份自留，兩份分送六科（皇帝的秘書處，依六部分工）與內閣（皇帝的顧問機關，由大學士組成），循部、府、州、縣逐級稽考；以限考事，以事責人；裁革庸官冗員〕，形成一個簡單明瞭、行之有效的行政體系
。就財稅系統而言，大大緩解了嚴重的逃稅情況，使連年虧空的政府財政明顯好轉。到萬曆10年「帑藏充盈，國最完富」；冏寺（太僕寺–掌理國家車馬）積金至400餘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有800萬兩；太倉饒溢，恐其積腐…。
雖然一條鞭法績效卓著，是白銀成為法定貨幣與中國稅政的里程碑，但明朝財政盈餘的狀態在張居正去世後很快就又回到超支狀態。從明史志第45食貨2的記載「然糧長、里長，名罷實存，諸役卒至，復歛農氓。條鞭法行十餘年
，規制頓紊，不能盡遵也」看，中國租稅與徭役的貨幣化仍走在顛簸發展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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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而上的改變
我們從史籍中看到明朝白銀的貨幣化不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規劃實施的，基本上政府是這個變化的接受者。從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再度下詔行兩稅法，稅額以錢計算（准折算實物繳納，實際上繳錢者不多）開始，到明神宗萬曆9年（1581年）後民眾接近全部以錢納稅，這個變遷歷時800年以上。若從殷商晚期（約西元前1200年）民間開始使用定制銅貝交易，到中國民間接近全部使用貨幣交易（假定為1800年）來算，這個變遷歷時約3000年。
而一條鞭法也是由地方政府零星發動後漫延的，中央政府在它發展接近成熟、形勢已確立時才納入中央政策，下令限期清丈全國土地，之後「鼓勵
」稅役全面收銀。
全國清丈土地使得廣大基層農民得解長期被欺壓剝削的倒懸之苦，雖然没有舒服多久就再度面對慘烈的天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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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與役全面徵銀對社會的良好影響
–就庫存與長途運輸言，糧食比白銀容易漏損得多，收銀後農民不再有在
本稅上加徵預估漏損的負擔。
–簡化賦役行政。不少與稅務役務有關的不良官吏和里長、糧長等準官吏
，在賦、役方面剝削基層編戶圖利自己和豪強勢家的方式得轉型。
–去除全國同胞無償的義務勞役負擔。但單位田租加重，以負擔以前無需付費的公務勞役。無田者的公務勞作有收入了、有田者農閒時的公務勞作也有收入了，這些收入無稅；很容易讓人想到全民一律交所得稅比較公平。
–促進農產品商品化、貨幣地租等貨幣經濟的發展。
–人民没有強迫性勞役負擔，可以更專注於自己職業（農、工、商…）的發展。
–政府以僱工方式滿足勞務需求，專業戶籍失去必要性，人民得以自由轉 業、遷徙。
上述演變均有助於總體經濟之良性發展。但因為政府仍有強迫勞役的情況
，加上中國白銀供給的自主性低，有些演變走得比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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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與役全面徵銀衍生的問題
–因為只以田畝面積為稅基，若不以田地之肥沃程度加權調節，對貧瘠田地的耕戶與地主不公平。
–其他職業稅（工稅、商稅…）與田賦如何權衡？從不同職業個人稅額與儲蓄增加額之比例看，從來都是農民受剝削，尤其是貧下中農。為什麼貧下中農永遠活該？誰叫他們不夠聰明靈活？誰叫他們不轉業？誰叫他們不努力讀書學技術？誰叫他們…？這個問題古往今來太多善心熱血人士想過
、努力過，在現代文明國家應該已有合理答案。
–因為農民必需出售農產品換取白銀繳稅，這個政策使糧商的生意大增。
在農產品收成時大家一起賣錢繳稅，導致農產品價格下跌，繳稅期過後則農產品價格上漲，其價格波動幅度又常被糧商操控擴大以提高獲利，農民和領俸買糧者實際上都受到剝削。［農產品運、銷商的獲利先天上幾乎永遠比種植的農民高，但只要有多個運、銷商家間存在競爭，没有壟斷性暴利，情況就算合理。但如果多個商家全部加入卡特爾（cartel），就產品差異化不大的農產品而言，供需兩端被寡頭聯合剝削的情況說不定比獨占性壟斷更糟］（從前面幾篇省視中，我們看到就專賣而言，政府不必壟斷生產，也不必壟斷供需之間全部的中間環節，只要掌握向所有生產者包買的權利，成為該項產品唯一的總批發商就行）
–中國白銀的市場流通量從東南沿海向北、向西、向西北遞減，銀價則隨著流通量的遞減而同步遞高，愈偏遠地區的農民在用銀折納稅糧時愈受剝削。［西北方同胞本來富者輸資、貧者服力役，變成都要交銀子，窮人怎麼活下去？只有付高利去借，越欠越多，最後借不到而或逃亡或自盡。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一錢糧論上裡面說「…往在山東，見登、萊並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鄠（今陝西省西安市西南）以西至於岐下（岐山位於今陝西省寶雞市岐山縣東北），則歲甚登，穀甚多
，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銀非從天降也…而況山僻之邦…」。本文未查考明朝政府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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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白銀貨幣化對社會的影響
․1545年後秘魯白銀產量大增同時解決了歐洲與中國的錢荒。中國國內白銀貨幣化過程所產生的大量白銀需求當然成為中國同胞努力出口產品
、把白銀賺進來的力量；而全球對於中國產品的紅火需求更加強化了全球開採白銀的誘因。
․在白銀成為中國的主要貨幣後，中國政府無法在費用不足時增發紙幣
，只能很不討好的增稅增（無償）役，有節制政府用度的功效，也消除了因為政府濫發紙幣導致惡性通膨的可能性。（金本位或銀本位制度下的紙幣系統其防濫功能比較差，因為政府會不斷降低紙幣的兌金或兌銀數量）
․當中國的經濟社會從原始的以物易物時代→銅錢進入日常小額交易→銀錠進入大額交易→市場中所有商品都以貨幣交易的時代後，商品交易效率提高、自由程度增加、社會運轉速度變快，人民福祉逐步提升，慢慢進入市場經濟的新境界。
․在手工業產品外銷暢旺，經濟發展日益貨幣化、自由化的潮流中：
‡ 在元朝和明朝初年，官營手工業占中國手工業總產值的比例不低。當民間所累積的資本因為貿易需求和利潤誘因進入手工業後，官營手工業無力競爭，很快就退出市場；即使是燦爛最久，產品供皇室官府使用的官辦瓷窯，也在清乾隆之後日益没落。
‡ 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各種手工業、服務業的專業分工（技術分工、地域分工…）日益深化。（中國絲織品、瓷器等手工業產品之所以具有
競爭力，工序分工細緻、製具精良…本來就是重要原因）（在手工製造業的地域分工方面，有江蘇盛澤鎮與浙江烏鎮的絲織業、上海楓涇鎮與安亭鎮的棉紡織業、江西景德鎮的陶瓷業、廣東佛山鎮的鐵器製造業、浙江石門鎮的榨油業等等）
‡ 作坊、工場的規模擴大，農業人口占比下降、工業人口占比上升。
‡ 由於工、商業有聚集與規模經濟，於是不同功能與位階的工、商業市鎮興起，鄉村人口向新增工作機會多的市鎮移動，都市化發展成為趨勢
，尤其在外銷產業發達的東南部區域。
‡ 大宗批發和遠程貿易日益增加。
‡ 陸運、河運、海運日益發達。
‡ 資本的重要性提高，商幫（商業集團）崛起，商人地位和影響力提高
，在許多大城市都有不同籍貫商人的會館。
‡ 行會、金融服務業、服務工商業的產業興起。
‡ 離農、非農地主增加，土地兼併日益嚴重，佃農占農民比例日益提高
‡ ………
所以我們在前一篇反省的開頭說：中國同胞在明朝遇到了空前的百業繁榮。
․成為全球高端產品的製造基地
上述趨勢從唐代，甚至漢代開始就很明顯，但發展程度受到購買力成長慢、交通運輸阻力大、貨幣供應不足等因素抑制。宋、元、明三代都想用紙幣解決貨幣供應問題，雖然抓到了正確解方，但全都因為朝廷惡性貪婪濫發紙幣＋系統化研究貨幣與經濟發展問題的能力不足而失敗。直到人類遠洋運輸能力提高、獲得美洲白銀、同時商品需求湧現後，中國同胞的生產潛能才得以比較充分的發揮出來，在競爭優勢下，成為全球高端產品的製造基地。通過外國對中國所生產絲綢、瓷器、茶葉、金、銅幣、和其他商品的需求，及本身對外國白銀貨幣的需求，中國與世界互動，成為全球有機體中一個活躍的部份。但若說從1514年葡萄牙人建立廣州↹里斯本航線，到1794年馬戛爾尼訪華團回到英國之間，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則屬誇大。這段期間中國國民總生產毛額與外銷金額是全球最高，但外銷產品上船後的運與銷全掌握在外國人或走私海盜手上，不要說對歐美，連對自己周邊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情勢都未必有什麼真實影響力。（有知名研究認為在1400～1800年間，中國的國民總生產毛額全球最高；另有研究認為中國人均所得不高）
․有研究認為明朝中後期商人資本家的金融實力不輸同期歐洲資本家，才能運轉龐大的外銷產業。不過一般說來，在產銷鏈上製造端所需要的金融能力通常比運銷端小。
․因為經濟發展，官府和民間都比較富裕，公共工程和消費支出都鋪張浪費起來，奢侈風盛，用錢的效率（邊際效用）大大降低。
․方便官吏貪污。稅務在裁量空間與多重折價之間花樣很多的，與人民權益有關的一般政務花樣也很多。在徵收實物稅的年代，收些糧食布匹器皿字畫，形體大而不易貯存運輸，常在商人協助下換成農地或莊園房屋後再做佈置。銀錠流通之後，因為銀錠形體小，易於貯藏運輸，又無腐壞期限，那貪污在人數和金額的規模上就躍升了，也進入新境界。清人趙翼（1727～1814）在其所著之廿二史劄記卷35明史中，曾轉載明代數名宦官與權臣之富：
王振〔？～1449；明英宗（正統）寵信宦官〕：籍沒金銀60餘庫，玉盤
100，珊瑚高6、7尺者20餘株。
李廣〔？～1498；明孝宗（弘治）寵信宦官〕：李廣歿後，孝宗得其賂
籍（受賄帳簿），文武大臣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
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
劉瑾〔1451～1560；明武宗（正德）寵信宦官〕：籍沒大玉帶80束，黃
金250萬兩，銀5,000萬餘兩，他珍寶無算。
錢寧〔？～1521；明武宗（正德）寵信權臣〕：籍沒黃金70櫃，白金
2,300櫃。
嚴嵩〔1480～1567；明世宗（嘉靖）寵信權臣〕：籍沒黃金3萬餘兩，白金2百餘萬兩，他珍寶不可數計。
嚴世蕃〔1513～1565；嚴嵩之子〕：稗史載嚴世蕃與其妻窖金於地，每百萬為一窖，凡十數窖，曰「不可不使老人見之」。及嵩至，亦大駭，以多藏厚亡為慮。
魏忠賢〔1568～1627；明熹宗（天啟）寵信宦官〕：全國各地（西湖、
南京、大同、虎邱、景忠山、密雲、昌平、通州、蘆溝橋、宣武門外、河間、天津、開封、上林苑、淮安、順天、淮陽、武昌、承天、河東、南昌）為其建生祠（為活人立祠廟祭祀，表達感戴）47處，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47處係本文依廿二史劄記卷35之羅列計算，未必準確）
（有些研究認為上述貪污黃金、白銀的數字太過誇大）（廿二史劄記未查考上列諸人所擁有的農田、莊園、宅邸…）（基層和中、高層官員、皇室、甚至皇帝都會直接受賄，直接受賄者受賄後會拿出多少分給同僚和下屬？拿出多少孝敬不同上司？若上列皇帝寵臣受賄X兩金銀，則該行賄體系中最原始的商人和民眾付出的賄款會是X的多少倍？羊毛出在羊身上，真正被剝削的是老百姓。但如果没有賄賂這潤滑劑，會不會社會機制便無法順暢運轉？老百姓更慘？）
․在貧富日益懸殊的過程中，被富人窖藏起來的銀錠數量是持續增加的
，當銀錠被窖藏起來後就退出貨幣供給的行列了，使銀錠的流通率降低
，產生通貨緊縮現象。若此時貨幣需求量因為外銷（原材物料＋人工…
）與內需（民間消費…）活動持續正常而没有減少，利率就會上升、物價與工資下跌，對經濟活動造成壓抑效果。此時如果政府貨幣總稅入的目標不變、稅率不變，由於老百姓需要用產量換貨幣，其實際稅負就加重…。〔中國在帝制時期，一般富裕民眾大多不敢把錢存在錢莊（官老爺們敢存是因為錢莊不太敢賴他們的帳）。民間有些放熟人高利貸的（
譬如地主放給佃農、金主放給作坊與工場備料…）、錢莊票號為遠程貿易提供存兌（匯兌）服務的、銀錢業者自己挪用客戶存款放貸或投資的
…，但他們為全社會調劑貨幣供需之功能遠不如現代金融業〕
․中國在16世紀中期以後外銷產量的迅速擴增來自於生產資源（人力、
原物料、手工生產設備…）以成套複製的方式不斷增加投入，只要仍有可以轉換的資源，外銷部門自然會立刻把握機會，迅速擴張。問題是：中國在空前的百業繁榮後是如何發展的？為什麼會那樣發展？
․貿易是雙方實質物產或服務間的交換，貨幣只是純中介媒體。由於中國經由外銷取得白銀，可以說在中國境內做為貨幣流通之白銀總量（存量＋流量）的價值（假設為A），中國人並没有從海外換回實質的物產或服務；也就是說產銀國［主要是西班牙、日本、神聖羅馬帝國（中歐）
］經由貿易商付給中國白銀，向中國抽取了A的鑄幣稅（費）。（為方便表達概念忽略自產白銀部份。有研究估計明朝末年在中國國庫的白銀存量中，國內自產部份低於13%；在全國白銀的存量＋流量中，自產部份之比例可能更低，有研究估計在10%左右）（鑄幣稅需要扣除白銀生產等成本，實際上比A略低）
․前節所說的A是由外銷部門賺回來的，而國家內需部門也有真實產值的
，假設為B。如果在內需循環中所使用的白銀亦全由外銷部門供應，那就是中國A＋B的產值或生產力，只換到A的白銀。所有被徵收鑄幣稅的國家都有同樣問題。
〔在後來中國接受金本位貨幣制度時，由於當時中國的產金量很小，累積黄金存量有頗大部份都在歷年追求白銀的過程中賣出去了，於是又為了取得發行紙幣的黃金（或強勢貨幣）儲備而被主導全球黃金產銷（或發行強勢貨幣）的國家抽取一次鑄幣稅。之後…〕
［徵收白銀鑄幣稅國家後續的發展如何呢？大家都知道西班牙由盛轉衰
，日本則轉強，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
〔有研究指出在17世紀時，做為幣材，黃金不斷從中國（元朝就開始）
流向歐洲、銅從日本流向歐洲、印度洋的子安貝殼流向亞洲大陸與非洲
。本文（頗為武斷）不認為牛頓1717年為英國訂定金銀官方兌換價格時
，將金價訂得比當時市場行情略高是錯誤，那是個英國當時若想回到銀本位遠比走向金本位困難的策略性決定。但當時英國全球霸主的地位仍未底定，也還不能「確認」中國國力未來的走勢，這個決定冒了一點風險〕（當時英國政府敦聘第一流的科學家主持貨幣體系的改革工作，中國呢？中國這時候學術的發展如何？）
․在物物交換為主要交易方式的時期，貨幣數量對經濟運行的影響不太明顯。當零售交易使用貨幣時，貨幣數量對經濟運行就頗有影響；當貨幣成為幾乎所有大宗交易的支付工具時，貨幣數量就重要了。換言之，
經濟發展不再只與人口、教育、科技、農工生產、消費、貿易（國內＋
國際）、公共投資、稅率、政府行政措施、貧富差距、天災與傳染病、戰爭等等變數有關，還與金融運作有關。而金融運作本身又與許多因子
，像貨幣數量、利率、金融投機、金融詐欺、金融戰爭…等有關，使得貨幣時代經濟的運行比以前複雜。
․與歐洲同時期比較，中國同樣人口增加，同樣依賴自境外輸入之白銀解決錢荒問題，同樣白銀大量流入，為什麼没有發生歐洲（尤其是西班牙）那樣高的物價上漲？或不良影響没有歐洲嚴重？有些研究認為歐洲價格革命時期物價長波段的上漲使得歐洲（尤其是西班牙）商品無法在價格上與中國商品競爭。這個說法有道理，但為什麼歐洲同類商品的品質遠次於中國？今天大家知道在白銀大量流入時物價没大漲，必需滿足國內需求之供給其增加的速度與數量，和國內需求（與可供國內支配之白銀供給成正比）增加的速度與數量保持均衡。為什麼中國社會能做到這點而歐洲不能？
․從貨幣移動的角度看，中國從大約1570年到大約1780年鴉片開始大量輸入之間，大約有210年，大致每年都有大量外銷（出口絲綢、瓷器、茶葉）順差，非洲（出口黃金、奴隸）、日本（出口白銀）、美洲（出口白銀）、歐洲（没有很多實質商品出口，出口經營全球進出口貿易的能力）都逆差，中國為什麼能維持這麼長久對全球的順差？為什麼似乎只有中國在國際貿易中提供高端的實質民生產品？經過長期順差，到18世紀末看，與歐洲相比，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與國民生活福祉不僅没有相對增加，反而相對落後，為什麼？中國的學術與科技能力在這段期間有因為外貿順差而提升嗎？為什麼中國同胞就總體而言，一副賣很多卻没賺錢，勞而無功的樣子？被誰剝削了？馬爾薩斯陷阱？鑄幣稅？…？歐洲國家没有剝削、馬爾薩斯陷阱、鑄幣稅等問題？中國同胞為了自己未來的成功發展，是不是已經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今天中東、非洲、中南美洲若干產油大國數十年來靠石油賺進許多美元，國家有多大進步？國民福祉有多少增加？）
［日本在這個時期也進入貨幣經濟初期時代，出現生產力提升、經濟繁榮、人口增加、城市興起、人口向城市移動、統治官吏更加賺錢、公共工程過度、生活奢侈風盛…等景象。有日本記載稱在1630年代前半期，政府約有1/3的稅收是以貨幣徵得；這個貨幣稅收率可能相當於中國的明憲宗成化（1465～1487年）中後期。雖然日本的科技與生產力仍然不如同時期的中國，但本身擁有能夠生產足夠自用之銀、銅幣幣材的礦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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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Mercantilism；也稱商業本位）這個名詞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原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出版）中提出的，用以概括歐洲從15世紀末、16世紀初進入貨幣普及初期階段開始，到原富論出版前（18世紀後半期），歐洲主流人士對於經濟發展和財富積累的主流看法。主流看法自然會經由國家政策和商界人士的普遍作為彰顯出來
，大致是：
–個人和國家只有藉著累積金、銀（貨幣）來累積財富。
–個人靠多賣少買來累積金銀財富。
–國家除了開採金、銀礦源外，只有出口金額大於進口金額（出超）才能不斷累積金銀財富。
–在交易中一方財富增加時，對方財富即減少。（零和關係）
–為增加國家財富，國家應該不准金銀出口、鼓勵出口、限制進口。
–國家應該盡可能多取得殖民地，以取得殖民地的資源（物產、人口…
）。（帝國主義）
–………
在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後，被後人歸類為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成為主流觀點。古典經濟學大致認為人類行為由追逐個人利益的自私動機所驅動、財富由有用物資之生產而來、商品價格由市場供需間的競爭決定、市場價格機制會決定最合理的資源（配置）運用方式、冥冥中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平衡經濟活動…。
本文很粗淺的從若干史籍與後人對明朝的研究中觀察，除了殖民地部份
外，明朝朝廷和商人在政策和商業活動中實際體現了重商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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